闪佳雯
中国民主同盟诞生于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八十多年来,民盟先贤坚守本心,涵养深厚的为民情怀,在追求民主与和平、探索救国富民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足迹。本文谨以张澜、沈钧儒、费孝通这三位民盟先贤为代表,通过回望他们在时代浪潮里矢志报国的实践历程,彰显他们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崇高追求。
张澜:立德立功在汝为,浮云富贵亦何奇
作为民盟主要创始人,张澜在历次历史抉择中站稳人民立场,凝聚民盟内部各方力量,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向、并肩战斗。
民国初年,张澜先后出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长。彼时四川军阀割据、吏治败坏,官吏盘剥民众、中饱私囊。他整顿吏治、裁汰冗官,废除苛捐杂税,省下经费兴修水利、创办新学、安置流民。他的俸禄多用于接济贫苦百姓,未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田产积蓄,留下了“一年宣慰使,负债六百缗”的佳话。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分散的民主力量亟须整合。在西南一带拥有巨大号召力的张澜参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筹建,并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而他也是这13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唯一的一位无党派社会贤达。
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重庆“特园”秘密成立,初创时主要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组成。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下,这些党派聚拢起来,但由于形成历史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所以内部政见分歧巨大。加之国民党多方打压,团结各方民主力量实属不易。同年10月,黄炎培辞去同盟主席一职,张澜临危受命接任主席。10月10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的机关报《光明报》发表启事,正式公开组织的成立,并发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这两份纲领性的文件犹如旗帜,向人们传达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抗日、团结、民主”的诉求。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加入同盟,为扩大统一战线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牵头联合其他22名中共参政员、各党派参政员及无党派参政员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该提案与此前发表的纲领中的诸多主张相似,且直指国民党独裁弊病,明确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蒋介石恼羞成怒,禁止该提案提交大会讨论。张澜当庭与之抗辩,并在随后两年拒绝出席参政会以示抗议。
1942年初,张澜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建议,邀沈钧儒和其领导的救国会入盟。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之初,沈钧儒也是重要创议人之一,不过由于与中共关系密切,他人恐其身份会引起当局反感进而影响同盟成立,故而暂缓加入。当组织已然成立,张澜提出建议邀其入盟时,仍有人以此为由表示反对。针对这一情况,张澜表示“现在是抗日救国时期,凡主张抗日救国的,无论是谁我们都欢迎”,并最终促成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整体入盟,进一步壮大民主力量。
1944年,张澜与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人协商后,共同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删去“政团”二字。此举打破了党派壁垒,吸纳无党派爱国人士广泛入盟。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张澜还长期奔走联络刘文辉、龙云等西南地方实力派,推动川康军政力量转向联共反蒋;发展大批知识分子盟员,使得成都、昆明逐步成为“民主堡垒”。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三赴特园与张澜共商和平大计,二人达成互通声气、协同行动的默契。次年,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筹备包办“国民大会”,一边高官厚禄利诱民盟参会,一边以解散组织相胁迫。身在四川的张澜多次致电位于南京的民盟总部,反复叮嘱“参加不得呀”,他还明确指示“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慎重,绝不可稍有变动”,严令全体盟员坚守立场。在他的坚定主导下,民盟与中共步调一致,公开发表声明拒绝出席伪国大,彻底粉碎国民党分化第三方面力量的图谋。
1947年,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逼迫组织解散,张澜遭软禁。经此打击,他彻底认清“中间路线”行不通,断然回绝国民党调停游说,并坚定同中共并肩作战,为筹备新政协积蓄民主力量。
1949年,张澜脱险抵达北平,与毛泽东留下一段流传后世的“北京对”。二人聚首时,张澜由衷感慨:“共产党真有本领,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谦逊作答:“我们共产党人,其实也无过人的本领,我们只不过做到了谦虚、谨慎、勤劳、节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才办成了一些事情。”张澜深有感触地回应:“主席讲的前八个字,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少数人能够做到。但要做到这后一句话就很难啦!恐怕这也就是历来为政者的病根之所在吧?”毛泽东深表认同。
张澜晚年写下《自励并勖诸儿女》,开篇“立德立功在汝为,浮云富贵亦何奇”一句,正是他人生追求的生动写照。
沈钧儒:吾生尤好石,谓是取其坚
沈钧儒出身书香,清末考取进士后远赴日本研习法学,他担任执业律师时便坚持免费为底层百姓、进步人士辩护。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压制民间抗日呼声。沈钧儒洞察妥协政策的亡国隐患,奔走联络各界爱国人士,先后参与组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响应中共《八一宣言》,持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捏造“危害民国”罪名,将沈钧儒与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袖抓捕,制造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狱中数月,软硬兼施的胁迫从未停止:当局许诺只要公开检讨抗日主张,便能立刻释放、授予高位;如若拒不服从,则将长期监禁。已是花甲之年的沈钧儒始终不肯退让。庭审之上,他以法理逐条驳斥不实指控,掷地有声地宣告:“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如果一定要说被告等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末,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当审判长质问他是否被共产党利用时,他坦荡直言:“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随着庭审记录传遍大江南北,国人的爱国热忱被唤醒。宋庆龄、何香凝发起“自请入狱运动”,海内外学者、群众纷纷声援,在巨大舆论压力之下,七七事变后当局只得释放七君子。
出狱后的沈钧儒没有停下斗争脚步,他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接连提交保障民权、推进民主宪政的提案,持续与独裁势力博弈。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逼迫总部自行解散,各地盟员接连遭受抓捕迫害,全国民主运动陷入低谷。彼时不少民主人士人心惶惶,甚至萌生退意,沈钧儒却义无反顾迎难而上。即便收到暗藏子弹的恐吓信,特务日夜跟踪监视,他依旧下定决心赴港重建组织,直言:“我如走不脱,剃掉胡子也要走!”
历经乔装辗转,沈钧儒秘密抵达香港后,第一时间联络分散各地的民盟中央委员,多次召开谈话会,紧锣密鼓恢复民盟总部组织。1948年1月,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沈钧儒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并主持会议。会上,他摒弃不切实际的“中间路线”。会议正式确立了反蒋、反美、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路线,公开宣告民盟坚定站在人民立场,与中共携手共建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
周恩来后来高度评价此次会议:“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成立总部,一直到现在。沈钧儒、章伯钧二位先生重新树起民盟旗帜,领导工作,大家一同努力奋斗。这个时期用一句话说,就是‘一面倒’,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重整队伍、锚定航向,彰显出沈钧儒作为爱国民主人士的时代担当。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落幕之后,沈钧儒继续为追求民主与和平而奔走。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方共商建国大业,他表态拥护,在座谈会上积极宣讲新政协的时代意义,推动声势浩大的“新政协运动”,与各界人士共同研讨建国方案、凝聚民主共识。随后,他作为第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抵达东北解放区参与新政协各项协商,围绕新政协构成、政府组织、共同纲领等关键议题坦诚建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钧儒受命出任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将法治理想转化为国家治理实践,参与宪法草案等多部法律的起草。
费孝通: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
费孝通曾直言心中毕生追求:“事实上,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唯一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这个目的从1930年开始就明确了。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国,为的是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在他眼中,读懂乡土民生、摸清社会实情,是知识分子为国出力的根本起点。
费孝通早年体会到社会的苦难远比肉身病痛更难消解,于是弃医从文,专攻社会学与人类学。为摸清真实国情,他长期深入乡村田野开展实地调研。1938年,他在《〈云南三村〉序》中写下自身的治学担当:“中国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数十年来,他扎根乡村、走访边疆村寨,反对脱离现实的空谈理论,坚持从科学层面找到一条符合实际、能够发展中国的道路。
面对近代纷乱时局,费孝通评判政党的标尺始终落在百姓生计之上:对国共两党如何看待、如何相处,核心标准便是谁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谁能真正改善农民生活。他心中朴素的良善政治,便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份心愿到晚年被他凝练为四个字——“志在富民”。只要能够改善民生,他便愿意主动投身议政、奔走建言,以学识为底层民众谋求安稳生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孝通深耕民盟工作,曾围绕“很快负起民盟在建设新中国工作中应负的责任”同盟员推心置腹地交流。他恳切劝导同仁认清民盟全新的时代定位:要怀揣“天下为公”的初心摆正自身位置,主动加紧学习、认清历史大势,“先把人类历史了解清楚,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地位,负担什么任务。……通过民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在他心中,民盟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参政党,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智力资源,他竭力引导全体盟员顺应时代变化,主动投身国家各项建设事业。
1986年,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费孝通清晰界定民盟履职方向:“民盟要协助党做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的工作。现在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搞经济建设,就不能没有知识分子。而民盟是知识分子政党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我们民盟就是为他们创造这些条件去工作。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以此为指引,他鼓励盟员下沉基层调研,以专业所长赋能地方稳步发展。
1984年,费孝通初次赴甘肃定西考察,此后二十年间多次回访当地,深入田间走访各族群众,体察西北“苦瘠甲天下”的发展困境。同年,他带队前往临夏实地走访,踏遍河谷农区与草原交界地带,结合农耕、游牧共生的地域特质,立足古河州商贸底蕴提出“东引西进”构想,主张复兴茶马互市传统,自东部引入加工技术,就地培育特色产业,同步向西打通牧区商品流通渠道。1988年,费孝通联合钱伟长组织民盟专家赴西北开展调研,调研由甘肃起步,拓展至青海、宁夏、内蒙古,并在兰州召开专题研讨会,形成完整发展方案,于当年7月联名向中央报送《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这份建言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并研究落实。调研结论并未停留在纸面,后续逐步转化为地方发展规划:定西依托他长期调研提出的思路规模化发展马铃薯产业,临夏商贸流通业态持续繁荣,甘青宁跨区域农牧产销协作机制相继落地,实实在在拓宽西北各族群众增收渠道,让田野走访所得转化为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务实支撑。此后,费孝通继续奔赴各地参与区域发展专题研讨,结合地域资源禀赋提出可行发展思路,将诸多见解纳入地方发展规划,落地生根。他提出的“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主张也成为民盟至今仍倡导的工作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