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广东英德土改工作队的一份待决名单送到了主政华南工作的叶剑英案头。名单上一个名字——“莫雄”，让叶剑英震惊不已。叶剑英当即指示：不能杀，这个人对革命有过大功。一句“枪下留人”，把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救了出来。

　　叶剑英为何要力保一位“国民党将领”？此事还要追溯到17年前。1934年，正是莫雄把蒋介石精心筹划的第五次“围剿”核心方案——“铁桶计划”的全套机密文件，安排人员交到了中共地下党手中。中央红军由此提前实施战略转移，使8.6万名将士赶在合围圈收口之前跨过于都河，踏上了长征之路。多年后，毛泽东对叶剑英提及莫雄时说：“他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莫雄也对此深以为荣，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什么比‘党的老朋友、老同志’这一称呼更令我感到光荣与骄傲。”

　　从放牛娃到粤军“虎将”

　　莫雄，字志昂，1891年出生于广东韶关，祖籍英德。他幼年丧母，曾在村里放牛，后到广州石室天主教堂做小伙夫。在教堂期间，少年莫雄接触到新思潮，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07年，年仅16岁的他毅然加入同盟会，两年后受组织派遣打入广东新军，从事策反工作。

　　辛亥革命后，莫雄在广东北伐军中从排长做起，因作战勇猛逐级晋升，在粤军中素有“虎将”之称。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孙中山被迫登上永丰舰避难。正在广西梧州的莫雄，联络驻桂滇军、粤军共九个旅，组成“西路讨贼军”，亲任前敌指挥官，率四万余人沿江东下，合力将陈炯明部逐出广州。1923年初，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莫雄因功由中校营长越级擢升为少将旅长。

　　这期间，莫雄还对蒋介石有一段救命之恩。1922年5月，蒋介石随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筹备北伐时，桂林附近山区突然有万余人包围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城中。时任粤军第四独立旅营长的莫雄率两个营突入重围，将蒋介石接应出来。这段生死交情，后来成为莫雄出入国民党军事高层的一张特殊“通行证”。

　　然而，蒋介石后来的做法让莫雄越来越失望。1925年廖仲恺遇刺后，蒋介石借机排挤粤军将领，夺取许崇智兵权，莫雄所部也被以“反革命”名义缴械遣散。此后数年间，莫雄在政治上几度沉浮，始终处于受排挤的地位。

　　德安司令部里的“白皮红心”

　　1930年，莫雄到了上海。在旧部刘哑佛的引荐下，他结识了严希纯、项与年、华克之、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了联系。莫雄后来回忆：“他们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向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他主动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李克农考虑后请严希纯转达了组织的意见：“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

　　这番话划定了莫雄此后数十年的独特角色——他不是共产党员，却是中共最可靠的“党外志士”。在国民党军界，莫雄因交游广阔、为人仗义，素有“莫大哥”之称；又因在三教九流、各党各派中都有朋友，人送绰号“五色将军”。

　　1934年初，蒋介石任命莫雄为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签发两份空白组织表，准其自行组建班底。莫雄接到委任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刘哑佛、项与年等人，请他们派人到德安来“帮自己干事”。于是，在这个以“剿共”为职责的保安司令部里，主任秘书刘哑佛、主任参谋卢志英、情报参谋项与年——几个最核心的岗位，无一例外都是中共地下党员。

　　绝密情报助红军踏上长征路

　　1934年9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高级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方案。这次会议在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参与下，制定了代号“铁桶”的合围计划：以瑞金为圆心，在约150公里半径内构建多层碉堡封锁线，每推进一里布铁丝网，每数里筑碉堡，配合汽车机动部队，企图在一个月内将中央红军主力全歼于苏区。与会者均按编号签字领取文件，每份文件加盖“极机密”戳记。莫雄因防区恰在庐山附近，加上与蒋介石的旧谊，得以破例受邀参会。

　　会议一结束，莫雄就把全套文件秘密带回德安。据莫雄回忆，文件摞起来有数斤重，内容涵盖兵力部署、进攻路线、碉堡位置等极为详尽。当晚，他把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召到办公室，关起门来说：“你们拿去，尽快送给党中央。出了事，由我一人承担。”

　　三人连夜将敌兵力部署、火力配系、进攻计划等要点用密写药水逐一写在四本学生字典里。项与年自告奋勇负责传送。他化装成教书先生从德安出发，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国民党军，进出苏区的大小道路都被牢牢封死。项与年当机立断，在山中用石块砸断自己的门牙，让腮帮子肿胀，又把衣服撕烂、弄得满身泥污，扮成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他把密写字典藏在脏布袋底层，上面盖着馊臭的食物，赤脚走过了国民党军的层层哨卡。经过数日夜跋涉，他终于到达瑞金。

　　1996年，习仲勋在为纪念项与年的文集《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见到这位衣衫褴褛、面目全非的老战友，几乎认不出来。

　　这份情报为中共中央及时、准确作出战略转移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乘夜渡过于都河，在国民党军“铁桶合围”圈尚未完全收紧之际悄然西进，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从毕节到广州

　　莫雄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帮助，并未止于“铁桶计划”。1935年3月，蒋介石调莫雄到贵州毕节担任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务是围堵长征中的红军。莫雄把原班地下党员又带到了贵州。1936年2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临近毕节，莫雄以红军势大、凭一己之力难以抵挡为借口向上级虚报军情，并将大批枪支弹药留给了红军，随即率部撤到城外十多里地的山沟里“剿匪”，把毕节城让了出来。红二、六军团由此在毕节获得约半个月的休整和补充，之后顺利北上。

　　事后，主持川黔军事的顾祝同报告莫雄“所报军情纯属荒谬”，蒋介石震怒之下以“通共”嫌疑将莫雄扣押，关进南京军法处监狱。好在莫雄在国民党军中人脉深厚，经张发奎、陈诚等人出面保释，关押约半年后得以获释。

　　1938年8月，莫雄出任广东南雄县县长。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致函莫雄，请他设法释放关押在南雄监狱中的一批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莫雄接信后当即答应，三天后这批人全部获释。此后，他又设法释放了已被判刑的二十余名中共重要干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莫雄出任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司令，与中共北江特委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先后有百余名共产党员进入他领导的部队工作。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莫雄因“通共”嫌疑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被迫避往香港。广州解放后，叶剑英派人持亲笔信到香港请莫雄回来。1951年那场风波，正是在叶剑英过问下得以化解。

　　1956年国庆前夕，项与年在《南方日报》上看到了莫雄发表的文章，致电中共广东省委询问，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立即向李克农报告：当年为红军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李克农当即派项与年前去广州将莫雄接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两位曾舍命为红军输送情报的老人在时隔22年后重新聚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莫雄历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民革中央委员。1978年9月，莫雄随广东省政协赴京参观团到北京，受到叶剑英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1980年2月12日，莫雄在广州病逝，享年89岁。他晚年在幼子莫栋梁协助下口述的回忆录1991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从辛亥元老到民革前辈，从粤军将领到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党外同志”，莫雄在每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上，都坚定地站在了人民一边，无愧为“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

　　李永进 翟 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