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长逝。从此以后，纪念鲁迅先生成为上海进步文化出版战线的一大主题。在整理鲁迅著作、保存鲁迅遗物、研究鲁迅思想、接续鲁迅杂文传统等活动中，一大批进步文化骨干不断团结凝聚，始终高举鲁迅旗帜坚守文化阵地。抗战胜利后，他们中的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李平心、柯灵、唐弢等人继续发扬鲁迅人民至上的革命民主主义、敢于批判的战斗精神，投入爱国民主运动，创办进步刊物、发表文章，为民发声。他们之中有人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的核心力量，有人加入了民进。

　　痛悼鲁迅逝世

　　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不少民进先贤最初汇聚到上海的起点。鲁迅先生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引领者，他逝世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的葬礼成为进步人士的一次集结。

　　站在鲁迅身边最近的两位亲属——许广平和周建人后来都成为民进的创始人。他们操持了葬礼的全部细节。许广平在灵前敬献的挽词《鲁迅夫子》中写下：“悲哀的氛围笼罩了一切，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如今……希望我们大众，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这份超越个人哀痛的信念，此后成为许多民进先贤共同的方向。

　　作为左联外围成员的民进先辈柯灵，是最早赶赴现场的记者，他撰写的《文坛巨星的陨落》是当时第一篇详尽报道，刊发于10月20日的《申报》。在鲁迅的葬礼仪式上，16位抬棺人中的吴朗西也是民进前辈。和鲁迅先生有过不少交往的叶圣陶，在10月22日写下了最早哀挽鲁迅先生的律诗，悬挂在万国殡仪馆追悼大厅。鲁迅晚年最亲密的同道友人、民进先贤郑振铎，为鲁迅后事奔走联络，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1936年11月1日出版的“悼鲁迅先生特辑”里，他说：“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同期在特辑发表文章的还有徐调孚、吴文祺、叶圣陶等多位民进前辈。

　　出版鲁迅著作

　　鲁迅去世后，收集、整理、校对并出版鲁迅全集成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共同目标。由于遭到各大书店的拒绝，这一工作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孤岛时期的1938年，才在进步文化秘密团体复社的努力下得以完成。在这个团体里的民进前辈有许广平、郑振铎、冯宾符、沈体兰、姚惠泉、严景耀、金仲华、周予同等人。许广平主持全集编校和出版，郑振铎参与编目和标点，还为经费筹措奔走推广，柯灵、唐弢、吴文祺、金性尧、吴朗西义务校对、协助。初版成功之后又以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接续出版，在艰难环境之中陆续出版了《鲁迅三十年集》和各种单行本。抗战胜利后，鲁迅有关著作的出版依然是民进文化出版界成员的一项重要工作，1946年10月出版的许广平主编、郑效洵校勘的《鲁迅书简》收入了全集未收的大量书信。同月，唐弢主编的《鲁迅全集补遗》，也在民进前辈刘哲民负责的上海出版公司正式面世。

　　除了出版鲁迅著作外，保存鲁迅的手迹、书信、藏书、遗物，也是许广平坚持留守上海的原因之一。1944年，北平鲁迅藏书传出将要出售的消息，许广平立刻回应，一方面与北平方面沟通，承诺承担生活费用，一方面从法律方面主张权益。她与郑振铎商议后，委托民进前辈唐弢、刘哲民两人前往北平。两人奔走十余日，成功阻止了这批珍贵藏书流散。

　　继承杂文传统，研究鲁迅思想

　　1938年，孤岛文坛曾围绕杂文创作方向爆发论争：一部分观点主张放弃鲁迅杂文迂回讽刺批判的风格，改用直白的战时宣传文本；另一方面，以王任叔(巴人)为首，唐弢、柯灵、金性尧、孔另境四位民进前辈和周木斋、周黎庵几人一起形成了“鲁迅风”七人核心，以巴人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副刊为阵地，主张继承鲁迅杂文传统并非形式模仿，而是继承战斗韧性，同时这也是面对孤岛时期严苛审查的有效方式。

　　在地下文委的协调下，1938年12月，双方达成共识，在柯灵主编的《文汇·世纪风》发表文章，结束论争。1939年1月，专门实践发扬鲁迅杂文传统的同人刊物《鲁迅风》诞生，许广平、郑振铎为刊物提供了大力支持，金性尧担任实际主编，民进前辈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原创文章。此后推出同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横眉集》，由民进前辈陆高谊担任总经理的世界书局出版，为上海守住了重要的文化阵地。

　　民进前辈、社会历史学者李平心将研究侧重于鲁迅思想理论方面。他是最早从唯物史观出发，在社会革命与思想史脉络中，将鲁迅定位为伟大思想家，而非仅仅是文学家的研究者之一。

　　1938年10月，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李平心发起了鲁迅思想座谈会，许广平、罗稷南等人参加。会后李平心执笔以“鲁座”为笔名发表长篇论文，后又在此基础上扩展成《论鲁迅思想》一书出版。

　　上海沦陷以后，李平心被日寇逮捕，经营救出狱后藏身寺院，继续潜心研究。在战后出版的《人民文豪鲁迅》一书中，他说，这段时间里，正是鲁迅的遗著“使我不致冻结前进热情蹈于空虚消沉”。日伪统治时期，以许广平等为代表的民进前辈在监狱中不屈斗争、保护友人，正是鲁迅身上铮铮铁骨精神的延续。

　　将鲁迅精神与爱国民主运动相结合

　　中国民主促进会自创立时期就深植着爱国民主的初心和底色，在这份底色里，也蕴含着他们在鲁迅逝世以来，对鲁迅“人民至上”立场、反抗专制的战斗精神的持续继承。抗战胜利后，他们把这一传统和当时呼吁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深度结合，创办进步刊物、发表论政文章，为上海人民发声，猛烈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劫收与舆论钳制，号召民众争取言论自由——正如1930年鲁迅回答《中学生》杂志提问时提出的努力方针：“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在这些刊物和文章中，纪念鲁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如1945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在创刊第二期中推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特辑，同日柯灵、唐弢主编的《周报》中也刊发了纪念文章；周建人主编的《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设置《纪念鲁迅先生特辑》，还以民进会员程及所绘的鲁迅肖像为创刊号封面。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李平心、罗稷南等民进前辈是这些文章的主要撰稿人。这些内容不但扩大了民主运动的社会影响，而且清晰表明了民进同人传承鲁迅精神的坚定立场。

　　吴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