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们应系统阐发昆仑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发挥其“精神原乡”“心灵纽带”的作用，以历史智慧启迪当代文化，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心聚力

　　2025年，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的发现和确认，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深刻探讨。该刻石是大一统视域下研究秦人活动范围、中原与青藏地区交流的有力论据，也为考证昆仑地望、河源史地沿革提供了实证，但笔者认为，不能由此断言“解决了中国古代争执数千年的昆仑地望问题”。

　　“横空出世，莽昆仑”，昆仑在中国人心目中地位非常重要，但其词源、涵义，尤其是具体位置，历史上却没有确实详细的记载。就其根本而言，“昆仑”原本不是山，更不是“一座”山。“昆仑”一词经历了一个从文化符号向山脉地名转变的过程；作为地名，也有一个由通名变为专名的过程。随着地理视域的变化，历史上中国人多次为昆仑“择址”，不仅玛多县所在黄河源区域，还包括新疆、甘肃等省区的大型山脉，都是深入人心的昆仑所在。

　　作为文化符号和大山通名的昆仑

　　“昆仑”，是中华文明起源时代的关键文化表述，其核心词意为“混沌”“穹窿”，因其形与天穹相似，逐渐具有了“天”的内涵和“祭天”“通天”的功能。同时，昆仑也代表着太阳运行的规律，象征着同一个太阳轮次升起、秩序井然。

　　因高山离天最近，中华先民对天的敬畏逐渐转化为对高山的崇拜，昆仑逐渐演变为“通天之山”。昆仑是“天下之中”，与天的中心形成“天枢”“地纽”的关系，蕴含着“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等思想，是先民对宇宙构成和世界运行的认知。它贯穿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对后世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通天高山的泛称，最初昆仑曾散布于华夏大地各处，东到泰山、西到祁连山等，都被认为是“昆仑”。随着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尤其是秦汉时代大一统国家出现，中原与西域、青藏高原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昆仑逐渐泛指今天中国西部一带的高山。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人西赴昆仑“采药”，留下的尕日塘秦刻石成为生动历史见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提出“昆仑在西北”，又认为“昆仑为天下之中”，这恰恰说明中华民族自始就把昆仑放在“天下”予以审视和想象，有着广阔恢弘的地理视野。

　　汉武帝将于阗南山“钦定”为昆仑的政治文化意义深远

　　在昆仑“择址”的历史中，汉武帝“钦定昆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按《史记》记载，张骞通西域后，人们“发现”黄河发源于西域于阗南山，并从山上采来玉石，汉武帝按照古籍所言将于阗南山定为昆仑山。此次“择址”具有历史必然性，政治文化意义极为深远。

　　这是中原与西域交流日渐频繁的结果。“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自古即存，西域是这条东西方交流通路上的重要枢纽。汉武帝时期，昆仑的地理脉络逐渐清晰，为落定西域于阗南山奠定了基础。

　　这将中原和西域联结成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中华先民自古就有一个理念，即以山川河岳代表国土疆域，尤其以崇高雄伟的山岳作为国之象征。统治者加封、祭祀山川，将其体系化，构建一体性的“天下”，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命名权根本上体现了所有权，由国家出面认定于阗南山为昆仑、且认定黄河源出于此，将当地大山大水纳入了国家重要山川河岳体系之中，以昆仑、黄河为纽带，将中原和西域联结成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体现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和政治管辖、疆域管理的需要。

　　这使昆仑成为“大一统”的重要象征和符号。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将昆仑落定为具体山岳，“河源昆仑”“群玉之山”的传说也得以契合落实。而且，此举更是由中央政权出面明确了对西部疆域的认定，使昆仑与国家领土、主权直接建立起联系，成为体现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标识，强调了于阗南山作为昆仑、作为河源的重要性，这也形成了秦汉以降历代王朝不可动摇的政统、道统，即昆仑之所在亦是黄河源头之所在，是王朝天命之渊薮和国家龙脉之源起，不可失陷、不可分离。

　　虽然于现代地理学而言，这一“钦定”有误差，但在当时解决了昆仑地望的问题，也使昆仑概念原本蕴含的“天”“天下”等理念得到进一步明确和衍生，比较完整地构建起了古代中国“天下”“国家”的认知体系。后世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大一统国家时，也常会回顾和再现“钦定昆仑”的举措，以此构建象征、彰显一统。

　　历代中央政府上溯河源探寻昆仑，历史上昆仑之地望变动不居

　　尽管汉武帝以国家名义将于阗南山定为昆仑，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昆仑”“河源”的考论和探寻从未停止。追寻“河源昆仑”的执着绝非偶然，这关乎国家疆域的确认，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文化认同。

　　魏晋分裂之际，中原长期战乱，无法组织有效的昆仑探查，即便如此，昆仑的“天命”意义和“护国”作用仍被国家高度重视。如在十六国之一的前凉，酒泉太守马岌认为酒泉南山是昆仑山，上奏皇帝，在此立西王母祠，为朝廷祈福。

　　隋唐两代，在大一统的国家中，中央政府多次溯源探寻昆仑。隋代在今天的青海和新疆东南缘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中河源郡设在古赤水城(今青海兴海县)，已经非常接近地理意义上的黄河源头。后来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时，松赞干布亲自率人到河源迎接。

　　元代和清代对昆仑的探寻尤其值得重视。元代中央政府正式对西藏行使全面有效管辖，并实现了对新疆、青海等地的有效治理，在边疆广修急递铺、驿站，道路不断畅通，为探寻昆仑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在政府组织下，都实勘察河源，认为黄河出自“吐蕃朵甘思西鄙”的众多泉眼(即今星宿海)，并将阿尼玛卿山认定为昆仑。都实的考察成果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很多地图都将星宿海绘制为黄河源头。

　　清代，中央政府针对昆仑与河源，又多次组织大规模地理勘测。康熙年间拉锡、舒兰一行奉旨探寻河源，勘定黄河发源于星宿海，并认为周围群山(巴颜喀拉山)就是昆仑。但康熙本人依然坚持历史上的黄河“伏流重源”说，晚年他在诏书中又认为冈底斯山是昆仑。乾隆年间阿弥达奉旨再探河源，乾隆本人在其回奏图文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史籍后，却认为昆仑及河源在新疆地区。这些看起来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反映了中央政府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军事、政治考量，但昆仑、河源都是联结当地部众的纽带，体现了昆仑“一体”的象征意义。

　　历史上，昆仑之地望始终是变动不居的。新时代，在研讨历代昆仑地望的同时，我们更应系统阐发昆仑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发挥其“精神原乡”“心灵纽带”的作用，以历史智慧启迪当代文化，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心聚力。

　　(作者高文侠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青年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