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战役胜利结束后，1936年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西省延川县杨家圪坮召开，这次会议担负起对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和重要战术目标进行抉择的重任，决定坚持瓦窑堡会议、晋西会议既定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加快与国民党合作的步伐。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会议上说，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所有中国的党派和军队，只有“联共反日”或者“联日反共”两条路可走，再也不存在中立的或者第三条路。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在发生变化，一些爱国的国民党将领也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积极开展统战工作。首先，国共进行了多次接触谈判，商讨双方合作的具体条件和办法。其次，通过政策的自主调整，改“抗日反蒋”口号为“逼蒋抗日”，再逐步实现“联蒋抗日”、国共合作抗日的最终目标。同时，张学良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国共的接触谈判

　　中共中央在杨家圪坮会议后与国民党积极对话，希望早日达成双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标。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中提出国民党只要同意停止进攻红军、答应抗日，红军愿意“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这封信在7月10日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反响。蒋介石和国民党都不得不表示，对中共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张表示赞同，国共两党可以在此原则下开始更多的谈判，向着合作的目标积极推进。

　　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两党重新合作，发动民族自卫战争。

　　10月26日，《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则成为给南京国民政府和西北各将领的、呼吁建立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倡议书。

　　对蒋政策的转变

　　中共提出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是根据时事发展和谈判进展作出的科学预判。

　　1936年4月9日，身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发去《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的电文，说明目前形势下不应该发布讨蒋令，因为在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这样会把我们政治工作的重点弄错，“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日本正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在东征战役中，毛泽东给杨立三写信，说明联合抗日的政策，要求他多为宣传这一政策。

　　5月8日，在杨家圪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中国只有“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这两种政策、两个阵营，因此，我们不能两线作战，更不能四面出击，必须将重心放到抗日上，最终一定是停止内战、联合国民党一致抗日。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李济深发表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通电，冯玉祥主张停止攻打红军、一致抗日；同时，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分成了“联共反日”与“联日反共”两派，我们要做好团结国民党内抗日派的统战工作。

　　张闻天的发言与此一致，他对争取蒋介石作了进一步说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面对尖锐对立的两个阵线、两种抉择，全国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各阶层没有第三条道路可选，只有同中共合作，联合抗日，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不但各阶层、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是这样，而且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形势的发展，蒋介石也会改变政策，联合我们，一同抗日。9日，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了根据新的形势制定新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是“蒋介石政权转向联合我们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在西北，对国民党中央军的统战工作主要是争取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7月，周恩来在安塞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说胡宗南有一定的爱国心、倾向于抗日，是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将领。9月1日，周恩来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胡宗南，说明日军不但侵占华北，而且在向西北进军，西北也危在旦夕，劝说胡宗南再也不要做“同室操戈”之事了，并请他将中共的这些主张转告给蒋介石，说明国共双方亟须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道理。此后，毛泽东又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名义，专门给胡宗南写去一封信，再次发出两军停战、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呼吁。

　　张学良和共产国际的促进作用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在肤施与张学良的第一次面谈中，张学良明确提出希望中共“联蒋主张”，周恩来的回答是“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张学良的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联蒋策略的转变，“联蒋抗日”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所以，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共中央在5月5日《停战议和 一致抗日》的全国通电中放弃了“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的提法，改称为“蒋介石、阎锡山氏”，也不再提反蒋的口号。

　　同时，中共政策的转变也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有一定的联系。在德日法西斯的威胁下，苏联与南京国民政府都有加强合作的需求，也影响了国共关系。

　　针对中共早期将反蒋反日并提的情况，共产国际予以纠正。8月15日，季米特洛夫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说不能将反蒋和反日等量齐观，一起进行，认为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现在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该服从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基于这个目的，我们觉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指挥部有必要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进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缔结关于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

　　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示后，立即发布《希望和欢迎蒋及南京政府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的指示，紧接着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表示愿意以实际行动与国民党合作，实现共同抗日的目标。李德在回忆录中肯定了中共“联蒋抗日”的新政策。他说：“对于国际主义者来说尤其重要的是，会议最终开辟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新阶段”，并进一步指出：新的统战政策“不再把国民党、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而是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停止内战被摆在首要位置”。需要指正的是，中共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合当时局势的统战政策，如逼蒋抗日而不是一味妥协退让等，并非简单地、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开始逐渐调整“抗日反蒋”的政策，将其改变为“逼蒋抗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这个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却有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缺陷。因为蒋介石与中共谈判的前提是要收编红军、取消中共、取消苏维埃制度，这是中共和红军所不能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派出数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剿”，中共不得不一边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一边进行谈判，同时还要进行政策的调整，处境非常艰难。所有这些，是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所不了解的，也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国共之间从和谈到合作的进程，中共对蒋介石政策的调整，都充满了艰难曲折，对此应有清楚的认识。

　　5月18日，博古在西北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了《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文章，对5月5日的停战通电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所宣传的“协同剿共”的险恶用心，充分说明了中共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文章最后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健儿们，更勇敢些，更坚决些起来，响应全国舆论一致呼号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苏维埃和红军准备欢迎我们民族英雄和战士，一共携手前进。”

　　中共根据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已经开始自主地确立了争取蒋介石政权的政策；同时，又受到张学良的影响，以及共产国际的政策指示，开始改变反蒋的口号，正式确立了“联蒋抗日”的指导思想。之后，中共正式将“抗日反蒋”的口号转变为“逼蒋抗日”，直至最终成功地实现了“联蒋抗日”。

　　作者 黄会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