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鏊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从“书生”到“战士”，王绍鏊一生角色虽几经转换，底色却始终如一，那便是“为民”二字。

　　青年时期，王绍鏊曾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抱有幻想。他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当选众议院议员，参与宪法起草，以为可以通过议会政治救国。但袁世凯称帝、曹锟贿选、军阀混战，一盆盆冷水浇灭了他的幻想。1923年，曹锟以五千元一票收买议员，王绍鏊联络江苏籍议员二十人断然拒贿，结果遭通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白色恐怖中阅读进步书籍，刻苦研读日文版马列著作，于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位民主志士成长为真正的革命战士。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王绍鏊以吴江名绅身份为掩护，穿梭于茶室和同乡会联络各方人士。他通过旧识毛啸岑做通开明乡绅黄岳麓的工作，又争取到伪县长沈立群，将二十多位中共同志安插进伪政权。他与钱康民一道，建立了吴江地区第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支队伍活跃在太湖南岸，很快发展到二百余人。但一次秘密会议遭叛徒出卖，包括正副司令在内的骨干全部牺牲。王绍鏊闻讯痛悔失声，自责没有亲自指导，强忍悲痛妥善安抚烈士家属。此后，他把对战友的愧疚化作了更细致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写文章鲜明提出：必须先民主后统一，绝不能先统一后民主——那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的遮羞布。这篇文章传到马叙伦手中，马叙伦拍案叫绝，急问作者是谁。两人一见如故，从上海北京西路广和居的座谈会起步，逐步联合文化教育界、工商界一批爱国人士。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王绍鏊被选为常务理事。此后，他担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组织68个团体联合反蒋。“六二三”反内战大会上，他与陶行知、林汉达同为大会执行主席，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步行十余里到复兴公园，特务沿途捣乱，他一步不退。1946年下关事件后，他联合各界发起和平捐金声援受伤代表；李公朴、闻一多遇害，他又联络各方控诉暴行。这一年国民党宣称民进是“共党暴乱的工具”，王绍鏊上了黑名单，党组织及时通知他转移到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绍鏊担任财政部副部长。他给组织写报告，恳切要求走出办公室到基层调研：“我平时对于财经方面略有研究，但因统计资料的缺乏，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来……怎样把小农经济社会提高一步，怎样把重工业及水电工程迅速建设起来，这些事情我是想竭十二分的精力来研究学习的。”他先后到苏南农村、广州港口、河南工厂视察。妻子劝他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少跑，他答：“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比起来，这算得了什么？我担任这样的职务，若不多做些实事，问心有愧！”在用人上他坚持任人唯贤，所用干部无一是私人亲友。他五十多岁自学俄文，数年坚持终能通读原著，书柜里堆满日文、俄文原版政治书，案头材料上密密麻麻写满心得。

　　王绍鏊一生历经从旧式议会政治幻想破灭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从民主志士到共产党员的转变，但他“为民”的底色从未改变。

　　作者 刘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