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范，上海金山人，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民革第六、七届中央主席等职。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工会著名领导人。他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努力奋斗的一生。

　　朱学范晚年时常常回想起周恩来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关怀，对自己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对自己及其家人的深情爱护。朱学范说，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浮现在眼前，特别是与他的三次会晤更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第一次会晤

　　1939年，朱学范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全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之中。周恩来从武汉到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并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朱学范出席第八届国际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和第二十五届国际劳工大会回到重庆后，见到了周恩来。朱学范扼要地向他汇报了自己在瑞士苏黎世开会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问了国际工联和英国工会大会以及朱学范所认识的一些欧美国家工会领袖的情况。

　　尽管周恩来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对欧洲几个大国工会的基本情况早已熟悉，他还是问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从他的谈话中，朱学范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就是在有关工会的国际活动中，中国劳动协会应该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合作。朱学范把这个想法对周恩来说了，周恩来立刻表示：这样很好，我来向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建议，让他们以团体会员身份加入中国劳动协会，共同开展国际活动。

　　不久，中国劳动协会在重庆召开第二届年会，朱学范当选为理事长，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的决议。这为以后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打下了重要基础、取得了合法地位。

　　第二次会晤

　　1945年9月，在重庆工人福利社，朱学范第二次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为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奋斗。国民党则坚持一党专政，要维持一个黑暗的旧中国。全国工人运动处在一个严峻的关头。

　　9月8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朱学范陪着他们参观了福利社、工人医院。周恩来详细地询问了各项福利事业的情况和工人们的意见，并同朱学范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第一，出席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劳动协会组织联合代表团，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三人(董必武、邓发、章汉夫)组成，以示一致和统一。中国工会代表团在世界工会代表大会上要力求协调一致，在报告各自地区或工会生活时，应由各单位代表自己负责说明。第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已加入中国劳动协会，解放区各职工会亦宜加入。第三，中国劳动协会召开1945年的年会时，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各解放区职工会决定参加，共同筹备成立全国职工联合会。第四，上海原有20万有组织的职工与解放区有联系。由于中国劳动协会已派水祥云乘飞机前往上海，建立上海市总工会，因此，对上海工人运动亦采取统一组织办法，力求联合一致，共同争取工人生活福利和文化教育待遇的改善。

　　朱学范对周恩来提出的战后工人运动坚持团结统一的方针和几点具体措施，表示完全同意。9月9日，周恩来给在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董必武写信通报他同朱学范的会谈情况，并给中国劳动协会和朱学范送来亲笔信。

　　朱学范从周恩来同自己的谈话和来信里，强烈地感觉到：与解放区工会代表组成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能够让各国工会代表听到中国解放区工会代表的声音，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于是，他立即与国民党当局交涉。他对陈立夫说：如果不让解放区工会代表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我也不去开会。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和舆论的压力，同意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至此，成功地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封锁。当时，工会、妇女、青年的三个世界代表大会先后在巴黎召开，中国解放区的妇女、青年代表申请外交部发护照，都被国民党阻止，只有工会打开了突破口。

　　邓发来自中国解放区，受到了世界各国工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大会会议厅里响起的中国解放区声音，使大会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在此期间，邓发与各国工会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这次大会上，邓发当选为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理事会理事。大会结束后，朱学范又带邓发去瑞士日内瓦出席了国际劳工大会。在与各国工会和工人群众进行广泛联系的同时，邓发做了大量宣传中国解放区的工作。

　　第三次会晤

　　朱学范与周恩来的第三次会晤，是1946年5月在南京。当时，朱学范接到世界工联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的通知，专程到南京请示周恩来：由谁接替邓发在世界工联的位置(邓发于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那时，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周围，国民党政府除设立固定的监视站外，还派便衣特务化装成各种人物，对来访的人员、车辆进行监视、跟踪。

　　朱学范因为情况紧迫，单独前往，直接叩开三十号的门，求见周恩来。朱学范对周恩来说：“世界工联将于5月下旬在莫斯科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就要办理出国手续，请问解放区工会由谁来接替邓发同志的遗缺？”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这个会议很重要，解放区工会一定去参加，我立即请示中央，会很快派人到上海与你联系的，你放心好了。”

　　朱学范回到上海不久，刘宁一即从延安来到上海与他联系，一道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学范向世界工联正式提出由刘宁一接替邓发的一切职务，世界工联批准了这个申请。

　　1948年初，朱学范应邀来到东北解放区。1949年1月，他在沈阳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当时，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蒋介石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消灭殆尽。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上海等地作垂死挣扎，疯狂镇压革命运动。

　　周恩来的电报就是告诉朱学范，他在上海的大儿子朱培根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上海的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让他放心。朱学范接到电报后，对国民党反动派把魔爪伸到自己家属头上的暴行极为愤慨，对共产党无微不至的关怀十分感激。不久，在上海党组织的营救和各方面的帮助下，朱培根被释放出狱，也来到了解放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信任下，朱学范除担任邮电部部长外，还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作者 胡遵远 胡道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