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前辈、著名报人邵力子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并加入中共成为“特殊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支持工人运动；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培养革命青年等。他作出这一历史选择，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思想吸引力，也受到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勇担民族复兴使命的感召。

　　“特殊党员”

　　邵力子晚年总结其思想变化的缘起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邵力子是南洋公学特班学生，因罢课风潮离沪。1905年返沪，进入震旦学院读书，结识了遭清廷通缉的陕西人于右任，二人从此结为莫逆之交。因反抗教会干涉学校教育，他们协助校长马相伯另创复旦公学。1907年，他助力于右任在沪创办反清的《神州日报》，鼓吹民权，开启了文化反清生涯；随后赴日专习新闻，翌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成为其坚定追随者、核心骨干。

　　邵力子于1909年回国后，配合于右任在沪相继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屡封屡办，宣传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加入南社和中华革命党。1915年袁世凯欲改国制，孙中山回沪创办了《民国日报》开展反袁斗争，该报成为“国民党(实则中华革命党)非官方的宣传喉舌”；其创始人陈其美被刺身亡后，孙中山委任邵力子和叶楚伧分任经理和主编。

　　邵力子对社会主义产生好感，源于1918年留日归国的爱国学生影响。日本于该年5月16日与北洋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企图取代沙俄在东三省北部的地位。留日学生在东京游行抗议，继而组织救国团罢学归国，分散到全国各地宣传，这些学生在日本受马克思主义浸润，有的后来成为中共一大创始人。“黄日葵、陈启修(当时叫豹隐)去北京，王兆荣去四川，李汉俊、李达在上海”，让孙中山看到青年的力量。孙中山、邵力子资金虽捉襟见肘，也尽力资助学生办《救国日报》，筹建大夏大学。

　　受学生爱国热忱影响，邵力子对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兴趣，主动阅读《共产党宣言》摘译，用“和文汉读法”，阅读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他在《民国日报》报道十月革命胜利消息，并转发当时其他报刊对十月革命的肯定性评论。

　　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助推了邵力子等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向，邵力子逐步摒弃欧美弱肉强食的“进化论”。但他认为中国工人尚未形成阶级和阶级意识，“吾国工人虽尚无结合劳动大同盟之资格，而生计所迫，亦不能起而自卫”，无法效仿十月革命。此时，他更青睐俄国无政府主义，主张“互助”式社会改良。

　　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邵力子思想发生转变的分水岭，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改良主义。

　　1920年苏俄政府的两次对华宣言陆续传到中国，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因素。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提出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内容，并于1920年4月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当即在国内社会各界掀起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甚至宣传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甚至广东陈炯明等，也一度倾向社会主义。

　　因此，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遣维经斯基代表团于1920年5月来沪后，颇受欢迎。他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和“共学社”等杂志和社团负责人，在陈独秀位于老渔阳里的寓所，与李达、施存统、邵力子、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陈望道等举行多次座谈，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社会和对外政策。陈独秀等人随即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加入。

　　研究会成立后，一开始没有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等深刻问题，而是争论“是否过严密的组织生活的问题”，许多人退出，只剩下在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维经斯基交谈了，留下来的逐渐明白苏俄和马列主义政党情况，决定走俄国人的路。维经斯基提议成立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研究会主要成员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张东荪等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党员戴季陶等相继退出。

　　据陈望道回忆，邵力子于1920年5月来沪，与邵力子同住于法租界三益里的《星期评论》编辑部，“认识到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陈望道与邵力子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邵力子选择以不参加支部会议的“特别的方式”参加。“特殊党员”称号由此而来。邵力子从1920年5月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翌年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政治倾向从文化救国初步转向社会革命。

　　此后，邵力子开始把目光投向“终日奔跑”的人力车夫、“鸠形鹄面”的矿工及大都市悲惨的工厂工人等劳动阶级，支持工农运动，利用报纸宣传马克思主义。

　　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做一些联络同志的事”。当时，由于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太少，几乎大多数党员“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1920年下半年是邵力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产期”，他在《民国日报》及《觉悟》副刊，相继发表《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社会革命的前途》《拒受遗产和实行共产主义》等文章和时评20余篇，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他还为《劳动周刊》《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撰稿，参加社会主义论战，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

　　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者与改良主义者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展开论战，邵力子站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批判张东荪和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

　　邵力子坚持唯物史观，批判英雄史观。他重点批判研究张东荪的唯心史观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把改造中国的“民意政治”的“民”特指为少数精英分子，而占人口多数的贫民“天性不厚”。邵力子反驳，“民”应是全体人民，“民意”该是全体人的意愿表达，少数“人格高尚见识超拔之人”并不能代表全体民意。针对张东荪对贫民的偏见，邵力子指出，中国大多数工农天性醇厚，智力之所以不发达，“求生不暇，不能受相当的教育”所致；只有全体民众的意志才是民意，民意不该有“政治重心”。邵力子同情劳动群众，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解决劳动问题。

　　邵力子还主张阶级斗争，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张东荪受英国哲学家罗素影响，推崇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于1920年陪同罗素在国内讲学，写下系列见闻，其中《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感叹工业城市与广大“赤贫”内地的差别，认为“中国现在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提出先“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案。邵力子撰写《再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加以反驳，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整体落后，而非仅仅生产组织落后，“通商口岸的工人何尝不苦”，仅增加富力，不改变社会制度，无法达此目的。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所有制，“让一般人都过得着人的生活”；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催生贫富分化，是罪恶的渊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

　　社会主义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遇到胡适和蔡元培等改良主义者的挑战。胡适是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和信徒，他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指出：“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把社会主义与解决具体问题对立起来。邵力子在《主义与时代》中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彻底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根本，可以“疏导时代的潮流，不待横溢而后防堵”，避免欧美国家存在的社会流弊。

　　邵力子还批判改良主义者提倡的“好政府”，认为其实质“绝不主张革命的”，在中国行不通；裁军、裁官、恢复国会、改良选举制度等措施，只是局部改造；在中国恶势力下，好人只有自己起来革命、“全国人都起来革命或赞助革命”，改造社会才可以做到。

　　蔡元培是邵力子在南洋公学求学的特班总教习(班主任)，亦是浙江绍兴人，对求学时期邵力子的才学曾赞赏有加。邵力子并不因此而对老师的观点有所偏袒，他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社会最大不公，要解决社会制度问题，“就得实行共产主义”，共产制是“真正公道”。妇女解放、解决劳动问题，必须与推翻社会制度结合起来，“推翻一切掠夺阶级”。他把革命作为改造社会、实现平等的唯一手段。

　　与此同时，邵力子以报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7月至1925年，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刊登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李汉俊等人的专论，共200多篇。邵力子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后，深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社会，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主张用革命消除贫富差别、彻底解决社会问题，在青年和女性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支持劳动群众运动，培育革命青年

　　邵力子关心劳动群众、声援罢工斗争，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1920年“五一节”，邵力子把《觉悟》副刊扩版，出版纪念国际劳动节特刊，撰写文章和随感，宣传劳动者节日。1921年至1923年初，中国共产党掀起第一次工农运动高潮。邵力子在《民国日报》“随感录”“评论”“通信”等栏目发表文章近40篇，是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高产期。

　　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成立后，注重宣传教育工人、组织工会和推动青年团工作。邵力子于1920年给社会主义青年团干事李启汉创办的工人半日学校的工人讲课，后改为游艺会。邵力子参加了该校年底举办的游艺会。

　　邵力子还参与起草了中共一大文件及大会的联络和总务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到中共创办的“平民女校”义务教课，任高级班语文教员，选用报刊新文章或中外名著为教材，学生非常喜欢。他还常到学生联合会和马路商界联合会演讲，并把该会情况向党组织汇报；邀请工人和青年到《星期评论》社谈心，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困惑，读者亲切地称他为“力子”。

　　1921年1月17日，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增加“劳动问题资料”栏目，为劳动群众代言。同年12月，他发文捍卫浙江萧山南沙农民协会抗租斗争，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抱着牺牲态度，“打破有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势力”。他还称赞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劳工运动史上的大光荣”，广东70万工人举行一日捐活动“可喜可贺”。

　　1922年3月，邵力子参加湖南长沙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追悼会，对工人斗争失败深表痛心，喊出“要大家团结，这个会才不白开呀”的口号，鼓舞工人不屈不挠，团结奋斗。

　　邵力子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培育革命青年，该校成为中共党团组织领导工人和学生运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摇篮。该校原名“东南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0月更改校名。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邵力子在上海大学创办和培养学生中起到关键作用。他与同是报人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关系密切，陈独秀一度住在邵力子的住所。邵力子与于右任是莫逆之交，劝说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为了“让外边的人不至于觉得‘上大’太红，把国民党的于右任抬出来做校长，实际上‘上大’是党的学校”。

　　于右任长期在外地任职，邵力子实际上履行校长之职。邵力子在聘用教师时既接纳中共人士，也能与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人配合。建校初期，学校聘邓中夏为校务长、瞿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聘陈望道、张太雷等为教员。在邵力子和邓中夏支持下，瞿秋白大力发展社会学系，使之发挥传播马克思主义功能。该系学生人数最多，几乎是中文系的两倍、英文系的四倍，成为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

　　上海大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既有按学校招生简章进行考试录取的，也有经同乡好友介绍、党派组织的建议以及仰慕知名教师而被吸引来沪求学的。比如上海早期工人运动骨干刘华，从家乡宜宾到上海做苦工，得知上海大学是一所革命学校，学费可灵活处理，“刘华就写信给邵力子，表明自己想来学校上学的态度，邵力子又将信转给了邓中夏”。刘华最终如愿以偿，在校接受革命理念，于1924年秋到小沙渡工人夜校任义务教员，团结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后成为五卅运动领导人之一。

　　上海大学联合其他学校举办特色讲习营即夏令讲学会，让学生接触最前沿社会知识和政论，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组织演讲社团，锻炼学生的宣传表达能力。夏令讲学会从1923年开始，通过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际关系网络，邀请陈独秀、李大钊等来校演讲，几乎每周都会有讲座，传播社会简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校外青年亦可申请听课。邵力子把部分演讲稿刊登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李大钊的《社会主义释疑》是“李守常先生在上大社会问题研究会讲”的笔记。

　　为了培养学生的动员和宣传能力，上海大学成立了演讲训练类社团。演说讲习会主要培养学生的演说、辩论和讨论三种表达能力，每周举行一次；女生专门组织演讲练习会，专注于上海大学女生的团结，立志于谋求女性解放，训练学生良好的演说能力。学校培养了张琴秋、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沈泽民、杨之华等中共杰出干部。

　　邵力子任职上海大学期间，热衷并关切学生运动，在学生和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他通过《民国日报》与读者来信互动，与社会青年保持联系。他在参加列宁追悼大会、上海大学平民学校开学典礼、上海学联六三纪念会等活动中发表演说或作为嘉宾出席。

　　邵力子在上海大学开展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右派和工部局的不满，他在五卅运动后被迫离开上海。(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