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一行6人。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是抗战时期中共与国民党、各民主党派之间一次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政治互动，更是近代中国民主发展进程中浓墨重彩的篇章。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彻底打破了国统区舆论对中共与陕甘宁边区的歪曲抹黑，他们从观望、疑虑转向客观认知、理解认同，思想层面发生根本性转变，并带动整个中间党派群体调整政治立场。

  1945年7月，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赴延安访问，是抗战胜利前夕国共关系陷入僵局背景下，中间党派主动斡旋、推动国内政治和解的关键历史事件。此次为期五天的访问，是中间势力实地了解陕甘宁边区、打破舆论偏见的求证之旅。

  国共对峙与中间势力崛起

  1944年豫湘桂战役惨败，彻底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军事与统治的弊病。国统区民众对其一党专政、消极抗日的不满情绪全面爆发，要求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权的呼声席卷全国。同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立刻得到全国各界民主力量的热烈响应。民盟等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声，公开支持联合政府构想，呼吁废止独裁、实行民主政治。

  面对民意浪潮与中共的政治倡议，国民党当局采取强硬抵制态度。蒋介石明确拒绝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执意单方面筹备国民大会，宣称要在1945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试图以“还政于民”的名义延续一党统治。1945年国民党六大更是正式敲定国民大会议程，将国共矛盾推向顶点。

  欧洲战场结束后，二战整体步入尾声，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局势。在此背景下，以黄炎培、褚辅成为代表的参政员群体深感国家危局，主动承担起斡旋使命。1945年5月开始，多位参政员多次集会，商议重启国共谈判、前往延安沟通的方案。经过多轮沟通，该提议先后得到王世杰、蒋介石的默许。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共七位参政员联名致电延安，呼吁国共恢复对话。中共方面迅速复信，高度肯定参政员的救国诚意，明确欢迎众人到访延安，双方就此敲定访问行程。

  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介入其中，寄希望于中国“第三力量”调和国共矛盾，为参政员延安之行提供了外部助力。1945年7月1日，七位倡议者中王云五因病缺席，褚辅成、黄炎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冷遹共六位参政员从重庆启程，正式开启为期五天的延安访问之旅。

  考察、交流与三方会谈

  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集体迎接，全程享受高规格接待。黄炎培直言，此行兼具两大目的：一是正目的，推动国共重启谈判、实现全国团结；二是副目的，实地考察延安，打破传闻与偏见，了解中共根据地真实面貌。五天行程紧凑充实，分为实地考察、各界座谈、高层会晤三大板块。

  在实地考察阶段，参政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延安大学等场所，近距离观察边区的经济、民生、教育与社会治理。他们看到边区依托合作经济保障民生，货币体系、生产组织有序运转；街头风气淳朴，民众精神面貌昂扬，没有国统区常见的游手好闲之徒，妇女、劳动者各司其职，社会秩序井然。参政员还与丁玲、陈学昭、徐特立等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深入交谈，了解边区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公费教育、妇女权益保障等政策，逐步扭转了此前受片面宣传形成的负面印象。

  中共先后安排三场规格不同的欢迎晚宴，分别由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部举办，依次展示中共的领导层、地方行政体系、军队风貌，让参政员全面认识延安党政军运行模式。晚宴之余，参政员与陈毅、吴玉章、黄齐生等各界人士广泛交流，倾听基层声音，深入理解中共的施政理念与群众路线。

  毛泽东分别与多位参政员促膝长谈，留下诸多经典对话。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广泛流传，黄炎培提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难题，毛泽东明确给出答案：依靠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人人担当负责，便能跳出周期率。

  毛泽东与傅斯年叙旧论史，二人谈及五四运动与近代历史变迁。毛泽东临别手书唐代《焚书坑》一诗相赠，借古喻今，流露对历史大势的判断。与左舜生、章伯钧交谈时，毛泽东坦诚剖析政党与军队的关系，直言没有武装力量便无法保障政党生存与话语权，同时表态愿意前往重庆谈判，为两个月后的重庆谈判埋下重要伏笔。彭德怀则直面左舜生的提问，阐明以民主约束军队、防止军阀化的原则，令在场参政员深表认同。

  集体政治会谈是此行核心任务。六位参政员与中共高层先后举行三次正式商谈，直指当时国内矛盾的核心——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明确指出，国民党单方面筹备的国民大会是阻碍团结的“绊脚石”。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达成共识，形成《会谈纪要》：第一，立即停止原定国民大会筹备工作；第二，迅速召开各党派参与的政治会议。纪要还详细划定了政治会议的组织原则、性质、议事内容，提出会前释放政治犯、各方先行预备协商等具体举措。

  7月5日，六位参政员结束访问，乘飞机返回重庆，五天的延安之行落下帷幕。

  中间党派思想与立场的深刻转变

  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彻底打破了国统区舆论对中共与陕甘宁边区的歪曲抹黑，他们从观望、疑虑转向客观认知、理解认同，思想层面发生根本性转变，并带动整个中间党派群体调整政治立场。

  黄炎培访延之前，他受多方信息干扰，对延安充满好奇与质疑。归来后他迅速撰写《延安归来》一书，真实记录所见所闻。他盛赞延安民众朝气蓬勃、社会风气清正，党政干部朴实务实，民生政策贴合百姓需求；直言延安行动自由、思想开放，绝非外界传言的“封闭集权之地”。通过亲身见闻，黄炎培认可中共“进步、踏实”的作风，认同民主团结、联合执政的主张。1945年底，他牵头组建民主建国会，坚定站在民主进步阵营，感念延安之行让自己寻到救国真理。

  左舜生此前对中共抱有明显偏见，访问后也客观承认，中共在贫瘠的延安艰苦奋斗，组织严密、治理有序，党员干部贴近群众，军队纪律严明。他虽然依旧指出延安物质条件简陋，但不再刻意贬损，转而理解中共在艰苦环境中的探索。面对彭德怀关于民主约束军队的论述，他事后坦言其观点切中要害。章伯钧、冷遹等人也逐步消解疑虑，看清国民党独裁本质，不再盲从国民政府。

  整体而言，参政员群体不再将中共视为“异己力量”，而是承认其为国内重要的政治力量、抗日与民主事业的合作者。这一认知变化，直接推动民盟等中间党派调整政治路线。返回重庆后，民盟公开发表宣言，明确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呼吁立即召开多党派圆桌会议，改组联合政府。民盟领袖张澜多次致函蒋介石，支持参政员与中共达成的共识，公开为政治协商奔走呼吁。即便内部存在不同声音，多数参政员与民主人士也集体拒绝参与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相关议程，中间党派彻底摆脱了国民党附庸的身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铺垫民主协商之路

  为期五天的实地考察与深入交流，让参政员们得以直面中共领导下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图景，全面认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军事建设与社会治理模式，对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的政治主张、军事方略以及党政军协同运作机制形成了深刻且客观的理解。

  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受到重庆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大公报》《华西晚报》等高度赞扬六位高龄参政员为国奔走的担当，称其行动代表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团结的心声。中共《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持续跟进报道，塑造了中间党派“爱国、公正、追求民主”的公众形象。此前仅作为“旁听者”的参政员与民主党派，一跃成为国共之间不可或缺的沟通桥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正视这股力量，蒋介石亲自接见参政员、研读会谈记录，国民党官员多次与参政员座谈，听取其政治意见。

  在中共以及民盟等中间党派的联合反对下，原定194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大会被迫一再延后，直至1946年11月才勉强举行，国民党借“国民大会”巩固独裁的计划彻底受阻。与此同时，“召开政治会议、党派协商国是”的主张深入人心，为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奠定了舆论与政治基础。

  另外，此次访问缓和了紧绷的国共关系，为重庆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在延安期间表态愿意赴渝谈判，经由参政员传递至国民党方面，成为双方高层会晤的重要信号。中间党派全程奔走调停，呼吁国共平等对话、以协商解决争端，营造出浓厚的和平舆论氛围。（张成 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