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党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补遗

  《华商报》1948年5月14日第1版刊登题为《马来亚各州侨胞纷纷反对伪选拥护中共劳动节口号》的新闻。

  《华商报》1948年6月4日第1版刊登《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五一号召》。

  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致公党进行了两次响应。笔者对“五一口号”发表后的《华商报》进行了系统梳理,又发现两则与致公党直接相关的响应“五一口号”的史料。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以下简称“五一口号”),其中第五条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在香港的包括中国致公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或以领导人联合通电支持,或各自独立发布通告来支持。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条全文刊载“五一口号”,香港《华商报》也第一时间进行了转载,5月2日《人民日报》等报纸纷纷全文进行了刊登。

  综合《中国致公党简史》以及其他致公党党史研究成果,致公党在“五一口号”发表后进行了两次响应,第一次是在1948年5月5日,由陈其尤作为代表与李济深等12名民主人士分别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第二次响应是在1948年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六九”宣言),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除了上述通电和宣言之外,致公党其他响应“五一口号”的动作未见更多研究。笔者对“五一口号”发表后的《华商报》进行了系统梳理,又发现两则与致公党直接相关的响应“五一口号”的史料。

  致公党马来亚总支部与马来亚侨胞共同响应“五一口号”

  1948年5月14日的《华商报》在头版登载了题为《马来亚各州侨胞纷纷反对伪选拥护中共劳动节口号》的新闻。1948年5月4日,马来亚各州,包括新加坡、森美兰、雪兰莪、马六甲以及吉灵丹等地华侨集会,反对蒋介石操控“行宪国大”并当选为“总统”,同时在集会上拥护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五一口号”。

  其中以新加坡的集会最为盛大,致公党马来亚总支部与民盟马来亚支部、民进马来亚支部等十余个华侨社团共同出任主席团成员,致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致公党马来亚总支部委员郑天保作为致公党代表上台发言。新加坡集会通过了三项决议:一、以大会名义,通电中共中央,响应五一号召,并请早日召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举行新政治协商会议,以促进民主联合政府早日实现。二、举行反蒋运动宣传周。三、举办学运史料展览。

  在雪兰莪州的集会中,致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致公党马来亚总支部主任委员官文森作为集会主席发表开幕词。他号召所有爱国侨胞,支持人民解放军获得最后的胜利,从而达到早日成立联合政府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亚各地的侨胞集会都发生在5月4日,此时距《华商报》刊登“五一口号”只有三天,这也是目前所见到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最早公开响应之一。

  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五一口号”

  “五一口号”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民主党派人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响应,《华商报》1948年6月4日头版刊登了《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五一号召》,文中提到:“由于这一个号召,民主阵营将会进一步地扩大,那样便可以加速反动政权的崩溃……我们亦甚盼国内同胞及海外侨胞迅速地团结起来,响应这一伟大的号召,促成新政协早日召开,进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争取民主和平的实现!”这篇文章也集结了最多人数的响应,文章末尾的联署人数达到了125人。笔者整理了现有公开的致公党史料和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党史资料,经过研究和辨认,发现其中致公党党员至少有钟杰臣、严锡煊、甘善齐(应为甘善斋)、廖保生、陈演生、刘德新、司徒俊聪(应为司徒俊葱)、官文森、陈伯平、郑天保、周兆山等(按原文排序)11人。

  其中,陈演生、司徒俊葱、严锡煊、陈伯平等4人在1931年产生的致公党第二届中央干事会名单中。陈演生在1947年当选致公党第三届中央秘书长,钟杰臣、严锡煊2人当选致公党第三届中央常委,甘善斋、官文森、陈伯平、郑天保,周兆山等5人当选第三届中央执委,司徒俊葱当选第三届中央监委。陈演生、司徒俊葱、官文森在1950年当选致公党第四届中央主席团成员,郑天保当选第四届中央秘书长,钟杰臣、甘善斋、廖保生当选致公党第四届中央常委,这说明这一份致公党人参与联署的通电是得到了致公党党内高层的一致同意的,该文件比致公党的“六九”宣言更早,更加直接说明致公党在“六九”宣言中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承认和对“五一口号”的拥护是深思熟虑、一脉相承,是经过广泛且民主的党内讨论后得出的共识。

  这11人中的很多人在党史研究成果中已经被多次提及,此处不再赘述,本文仅就较少被提到的周兆山、陈伯平和刘德新三人,作一简单说明:

  在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图书室藏档案资料中,有一份1947年关于成立致公党驻香港总支部筹委会的通知,在筹委会的7名成员中,就包括了严锡煊、周兆山、钟杰臣和陈伯平。

  而在1949年2月,为了加强香港筹备处的工作,致公党中央对筹备处人员进行了调整,其中提及陈伯平此时已经故去,除严锡煊和钟杰臣外,刘德新和廖保生等人被增补进入了筹委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关于致公党拥护“五一口号”的历史,可以进一步丰富,补充上述两项内容。通过历史补缺拾遗,再一次重温“五一口号”的伟大意义,进一步丰富致公党的历史研究,宣扬更多的致公党先辈的英明抉择和政治智慧,弘扬和赓续“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为团结奋斗的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添砖加瓦。(冯雪彬、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