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前后


发布时间:202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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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元旦刚过,陪都重庆弥漫着悠悠的霭雾,整座城市陷在冰山式的雾气里,街上的路灯形成了团团的光晕,从远处望去,只能看见一个个乳白色的斑点……

“嘟———嘟!”“嘟———嘟!”一道来自皖南的急促电波划破了浓雾紧锁的夜空,传到了嘉陵江畔的红岩嘴13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奉命北调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途径安徽泾县茂林附近,被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七八万人重重包围,并向我军开火。前进被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各有胜负,情况万分火急!

“蒋介石果然动手了。”身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读完了这份紧急电报,眉头紧锁地自言自语道。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口授了回电:“你们(指叶挺、项英)要集中一切力量,冲破敌人的封锁,突围后将部队分散北上。”

对于蒋介石发起的这次反共高潮,周恩来是有预感的。为了抑制这次反共高潮的发生,近半年来,他做出了种种努力……

1940年7月,国民党提出《中央提示案》,企图取消陕甘宁边区,限制八路军、新四军发展,被中共拒绝。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发出致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对中共及其军队大肆污蔑,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一个月后全部开往黄河以北,企图把中共在华中的力量压到华北去。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驳斥《皓电》的造谣污蔑和荒谬命令。同时,又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在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代表张冲磋商多次,周恩来列举了国民党在各地的反共事实,特别提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正整装上道,但一切补给无着,而国民党部队却步步进逼,造成对新四军的半包围形势,使它失去渡江北移的可能,要张冲急报蒋介石予以制止。

蒋介石是颇有心计的,他特意安排了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会见周恩来。因为,这一天是蒋介石西安事变获释四周年的日子,他想以此来表示对周恩来“友好”的气氛。话匣打开,蒋介石极带感情色彩地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况不好,本不相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见面谈话为好。”

周恩来不卑不亢地说:“委员长的确公务甚多,本不必打扰,但皖南的新四军已成被包围之势,这是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蒋介石耷拉着脑袋,诉说起苦衷来。

“谁挑起内战,谁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样的话,只能对日寇有利。”周恩来强硬地回答。

面对周恩来的态度,蒋介石以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如果非留在江北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敢担保绝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至于政治问题,都好解决。”

经验告诉周恩来,蒋介石的承诺是靠不住的。果然就在“圣诞”会见后不到10天,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发生了。

“一定要组织反击,一定要把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公诸于众。”他迅速拿起电话机,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严重抗议,接着又以书面形式,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分别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陪都一月是最寒冷的季节,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三楼的机要室里,终日繁忙着。“嘟———嘟!”“嘟———嘟!”来自皖南一字字血泪的电文,来自延安党中央一份份向国民党抗议的电文,周恩来为应付困难局面的种种作法,通过电波,飞越秦岭,飞越巫山,传到延安,传到皖南。

1月13日傍晚,机要室里收到了皖南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我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已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突然,电台联络信号中断,虽经再三呼唤均无回音。

正在参加《新华日报》社创刊3周年庆祝活动的周恩来看到这份电报后,立即用沉痛的语调宣布新四军局势的严重,全场的人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脱帽向新四军死难烈士致哀。这时,大厅里的电灯突然熄灭,四周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才亮起来。周恩来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凡是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见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定信念,不畏艰难,向前奋斗,胜利是要到来的。”

1941年1月15日清晨,天刚蒙蒙亮,何应钦就起床了。他匆匆忙忙地赶到林森路军事委员会自己的办公室。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受蒋介石之托,今天在此召集一个军事会议,到会者有白崇禧(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张治中(政治部长)、徐永昌(军令部长)等,商讨处理新四军事件的善后办法。

何应钦与蒋介石共事已有20多年了,他深知蒋介石的性格和为人,事事唯蒋鼻孔出气。对于消灭新四军一事,他是清楚的。就在蒋介石“圣诞”会见周恩来之后,蒋介石立刻就向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发出了“十万围剿,七万动手,定要一网打尽,生擒叶(挺)、项(英)”的密令。在反共的问题上,他比之于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顾祝同、上官云相在皖南的精彩“表演”,使他暗自庆幸。然而,同僚们如何看待此事件,共产党又如何作出反应,国际舆论如何,这正是今天的军事会议所要讨论、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一事件的前台者,是他何应钦。

上午10点,为数不多的与会者到齐。主持会议的何应钦拖着贵州腔道出了开场白:“诸位,违反军令,擅自行动的新四军已于13日被子云(顾祝同,字子云)所部痛歼,叶挺已就擒,项英正在通缉中,委员长要我召集大家来商讨处理这一事件的善后事宜。现在,就请诸位发表高见,以便委员长裁决。”

“早该如此!子云兄干得漂亮!”“此事件恐怕要招惹许多麻烦!”与会者议论纷纷。

“军令部根据委员长的指示,草拟了处理这件事件的善后办法,”军令部长徐永昌发言道,“此办法分甲乙两案,甲为明令撤销新四军番号,以维护军令的尊严;乙为不撤销其番号,任其渡江北上,以观其动态如何,再作处置。”徐永昌起家于晋系(阎锡山系),并非蒋介石的嫡系,是抗战爆发后出任军令部长的。所以,他在中央工作非常谨慎。他制定出的甲乙两案就是一明显的例证。撤销不撤销新四军番号不是我的事,我两种方案都提出,让你蒋介石去定夺。

听徐永昌提出的方案,全场顿时沉默了几分钟。与会者都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都缄口不开。

“诸位,新四军事件为中外所观瞻。”还是政治部长张治中打破了沉默的气氛,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新四军建军以来,多建树。此次事件纯系偶然,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从政治上讲,如照甲案执行,是否将引起国共两党决裂。此时决裂对抗战是不利的。再者,苏、美、英等盟国是否愿意看到一支抗日的武装被取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此,我赞成乙案。”

张治中话未落音,白崇禧“嚯”地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厉声说道:“文白兄(张治中,字文白)身为政治部长,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身为军人,服从是其天职。此次新四军不听委员长的调遣,擅自择路线行动,严重违反军令,如不严惩,何以服全军?”

张治中是以精明强干的民主派而取信于蒋介石的。针对白崇禧的挑战,他强有力地反击道:“健生(白崇禧,字健生)似乎说得有点过火,我辈在向委座陈述意见时,不妨同时列举多案,好使委座有所抉择。”

白崇禧素以足智多谋的“小诸葛”著称于世,他是桂系的主要头目之一,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面对蒋介石的亲信张治中毫不示弱的反击,他的口气也变得缓和了些。“文白兄是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的,我考虑问题多侧重于军事方面。我认为,对于叛军(指新四军),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看,都应该受到惩罚,这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一直在察言观色的何应钦终于发言了:“你们两位的说法都有道理,对此事件的处置,肯定有不同看法,不然,委座就不会叫我们讨论了。”而此时的何应钦,对蒋介石欲消灭新四军而后快的意图是明确的,他继续道:“我认为,照甲案执行,比较符合当前的时宜。”

徐永昌见两位总长均已表态,也立即表明了赞成甲案的意图。

与会者共4人,现在已形成了三对一的局面。张治中似觉孤掌难鸣,他不无感叹地说:“对于共产党的问题,应有冷静的考虑,慎重的措施。若照甲案执行,如何向各方交代!”

白崇禧伸了伸两手,表示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何应钦见大局已定,总结地说道:“今天下午,我们一齐上黄山晋谒委座,报告会议结果。”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倒行逆施的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并通缉项英副军长。

一股强大的反共逆流,笼罩着陪都。

1月17日晚上,天下着蒙蒙细雨,地处大有农场丛林中的八路军办事处一片宁静。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办事处副官岳仁和从睡梦中惊醒。机要科长童小鹏来到了岳仁和的房间,“有紧急任务,快到周副主席房间里去!”童小鹏说。

岳仁和清楚地知道: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被围以后,陪都的气氛也异常紧张。

“莫非国民党果然采取了突然袭击吗?”岳仁和不敢多想。他匆忙地来到二楼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周恩来面容严肃,心情沉重地坐在办公桌旁。童小鹏随手交给岳仁和一封信。周恩来起身说道:“马上送到《新华日报》去!不一定走大路。告诉潘(梓年)社长,把这题词用手迹制版登在被扣去的稿件处,并要报馆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行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原来,“一·一七”通告发表后,国民党新闻机关强迫重庆各报必须在18日见报,并要刊载国民党“发言人谈话”。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载,并组织人员撰写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全都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他们扣压了稿件后仍不放心,还派出了新闻检查官到《新华日报》社督促,声言要看明日报纸的大样。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满含悲愤地亲笔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向国民党反动的专制统治发出了无声的抗议,同时,也是对皖南新四军将士寄托的无限哀悼!

岳仁和接受任务后,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迅速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夜深了,化龙桥《新华日报》馆灯火通明,印刷机响个不停。报馆人员正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新闻检查官带着几名宪兵坐在报馆简陋的会客室里,总编辑章汉夫和编辑都主任石西民陪着他们在炉边烤火,请他们喝热粥取暖。检查官打开了话匣:“章总编,我是奉命来的,目的是要求《新华日报》明天的报纸上不要登载反政府的新闻和文章,希望你们体谅我的苦衷,明天报上没有什么事,大家都过得去,我也好交差了。”

章汉夫回答道:“检查官先生,新四军是勇敢抗日的军队,为什么政府军不守信义,对正在北撤的新四军突然发动围歼?你们作了这样亲痛仇快的事,居然还颠倒事实真相,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对我们送审的揭露事实真相的新闻稿也加以扣压,你们这样做,只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称赞。你们不让《新华日报》刊登事实真相的报道,道理何在?新闻自由权利在哪里?”

“不谈这些了,章先生说明天报上不登‘免登’的新闻,那就好了。”

“我们明天一定不登揭露的新闻,但是你们也休想一手掩盖天下耳目。就这样,我们说过的话算数。不登就一定不登,你去罢,半夜三更待在这山沟里干什么?”

“好!好!好!不登就好。我再坐一下,等报纸印出来了再回去。”

“还不放心?共产党讲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唉,唉,没有别的意思,职责所在嘛!”

为了刊登周恩来撰写的题词和挽诗,这天的《新华日报》版面作了特殊安排,发了两篇同木刻题词挽诗一样大小的稿件,这是专门供这位检查官和报馆门外的宪兵特务看的。他们见报上没有皖南事变的字样,以为“平安无事”就离开了。

这一天,报馆经理部为提前发行作了周密准备。天蒙蒙亮,大家便分途把报纸发送出去,清晨6点多钟,《新华日报》已粘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栏里,送到订户家中。等到别家报纸出版,人们早巳看过周恩来的题词和挽诗在议论纷纷了。

1月18日,周恩来收到来自延安党中央的一封急电:“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审判叶挺,证明国民党准备破裂之决心,你们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

国民党“一·一七”通告发表后,中共中央对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作出了国民党有可能与我党迅速破裂的判断,重庆有重演皖南新四军悲剧的可能。党中央认为,为了处在陪都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被逮捕扣押,最急切的问题与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命令周恩来等赶紧寻机脱离重庆,撤回延安。

两天过去了,延安党中央见周恩来等仍留在重庆,心急如焚。

20日,党中央又发来第二封急电:“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最短期离渝……”

第二封电报比第一封电报更急,强调时间的紧迫性,措词更为强烈,这是中央决定的。但是,一向以组织纪律性强著称的周恩来,在此紧急关头却冷静沉着,没有简单地表示“服从命令”,一走了之,他把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叫到他的办公室,将中央要求迅速撤回延安的电报通报诸位,提请大家商量到底是撤还是留。大家认为:皖南事变后,由于我党特别是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同志连日来的不断交涉和宣传,各界人士对事变的真相有了一定的了解,国际舆论也纷纷责难蒋介石,国民党气势汹汹的攻势开始转为被动辩护的守势。在这种极利于我党斗争的情况下撤退,我们将失去政治上进一步进攻的阵地,于我方极为不利。何况我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如果撤回,势必影响党的威信,瓦解斗志,一旦破裂,大的损失将不可避免。再说,现在撤回,国民党当局未必会放我们走。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为了政治上的反攻,还是不撤为好。

周恩来听着大家入理的分析,频频点头,不时插话,表示同意。最后,他断然地说:“我要坚持到最后。”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仍然来电催促尽快回去,经周恩来反复陈说,中央终于同意他和董必武、邓颖超等一部分干部继续留在重庆,坚持斗争。这就保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保存了国共联系的主渠道,保持了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也保存了皖南事变后,我党进行政治上反攻的前沿阵地。

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上反攻广泛展开。1月17日晚,当他得知“一·一七”通告后,立即在曾家岩通过电话痛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9日,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遭围歼真相》的材料经周恩来审定在重庆秘密散发。他与董必武、邓颖超等向中央建议,用新四军各支队名义发出通电,拒绝“一·一七”通令,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和被捕官兵,惩办肇事者;由八路军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坚持抗战,声援新四军。这些建议被中央采纳。在国际上,周恩来与在重庆的苏美英等国大使、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通过他们敦促政府促使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他还电告此时已回到美国的斯特朗,请她把回国途经重庆时得到的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予以发表,结果使这些材料登载在美国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近日来,一直心情不快的国民党C.C(中统)派大将、中央组织部代副部长张冲常常是双手交于背后,在办公室踱来踱去,许久不发一言。他为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而深感痛心,他是在为国共合作的前途担忧啊!残酷的现实,使他回想起与共产党打交道的岁月:

1932年,时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的张冲,为了打击陷害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在上海《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上,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周恩来的代名),旨在制造混乱,瓦解中共组织。当时,周恩来早在两个月前已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经中共在上海党组织的巧妙反击,这一谣言不攻自破,这使张冲第一次尝到了共产党的厉害。所以,在与共产党的多次交锋中,他逐渐地发现共产党是一个有主见、有斗志、为国为民的组织,遂产生了好感。当他从电台收听到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时,大为称赞。抗战前夕,他奉命与中共联络,洽谈国共合作事宜。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西安、西湖、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终于架起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桥梁。作为谈判对手,他与周恩来接触频繁,也常常发生争执,但他们均能以“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准则互相勉励,互相提醒,进而增进了彼此的信任。“眼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却又发生了……嗨!”张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就在国民党发布“一·一七”通告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主要内容为:取消“一·一七”通令,惩办皖南事变祸首,恢复叶挺自由等等。紧接着,周恩来又致函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严正声明:在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办法未得裁夺以前,中共的七名参政员碍难出席即将召开的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这使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美国总统的代表居里要观光国民参政会,而中国的两大政党之一的共产党不参加,这本身说明了问题。蒋介石急于想把共产党人拉进国民参政会里来,以减轻国内外对他的非难,摆脱困境。张冲自然是蒋介石的挡箭牌。

2月下旬的一天,张冲匆忙地来到曾家岩50号,找周恩来谈判。

由于彼此熟悉,见面后免去了寒暄,直截进入了正题。张冲道:“翔宇兄(周恩来,字翔宇),你那封致参政会秘书处的公函太厉害了,可否暂行收回两天,以便我从中奔走,请委员长约你谈谈。”

面对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张冲,周恩来当即拒绝:“淮南兄(张冲,字淮南),近日来,政治压迫之严重,想必你是有感触的吧!我们实在难以忍受。”

“翔宇兄,委员长的脾气你也清楚的,他是吃软不吃硬的,你们这样坚持,结果必致翻脸。”“蒋介石已经半翻脸了”,周恩来气愤地说道,“现在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办事处人员,封闭《新华日报》等等,我们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翔宇兄,我再一次劝你撤回公函,以便我好有个交待。”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

张冲苦苦哀求道:“为了国家计,我可以给你跪下。”说着说着,就要向周恩来下跪。

周恩来赶忙扶着他,极富感情地说:“淮南兄,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新四军在皖南被消灭后,国民党政治压迫、军事进攻双管齐下,我们的确没有让步的可能。”

张冲意味深长地说。“一朝中总会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指何应钦);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我提个折衷的方案,你向延安报告,即:释放叶挺和其它干部,归还一军的番号,以补新四军的缺;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请委员长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事件”。

周恩来不为所动,回答张冲说:“贵方所提具体条件可以报告中共中央,但没有必要收回公函”。

第二天,周恩来一见张冲就明确表示:“我党中央答复,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

张冲很失望地说:“这就等于国共破裂。”

周恩来大度地说:“如果国共破裂,责在国民党。我党为挽救破裂,故提出十二条。你们不理睬,我们只好采取这一行动。现在我党中央要我回延安讨论。”

张冲认为仍有一线希望,急切地说:“可否你回去讨论,参政员公函也要撤回,董(必武)、邓(颖超)两位出席参政会?不然的话,他们(指国民党)是不会让你回去的。”

“我本准备在此待捕的”。周恩来说,“这真是历史上的滑稽剧,国民党请客吧,被请者为‘奸党’,还要客来捧场,岂不是侮辱我们吗?因此,中共参政员决不出席参政会。”

谈判陷入僵局。

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受到各方非难,极其狼狈。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这次参政会的举动,受到社会各方的同情,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完全陷入被动。

夜幕降临。蒋介石独自侍立在绿树掩映的黄山望江亭里,眺望着长江对岸灯光闪烁的山城,心里浮起了一种茫然的感觉。

照说,由他亲自策划的消灭新四军的计划是周密的,国民党各种宣传报道也是按其旨意行事的。然而,近段时间来,国际国内舆论大哗,使他感觉一股强大的压力,紧紧地拖住他不要朝自己设想的路走下去……。

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邵力子来电称:“一·一七”通令发布的当天晚上,他原定举行宴会,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已答应出席。岂料,皖南事变的消息传来,苏联外交部建议宴会改期。邵力子到苏联外交部去解释。洛左夫斯基副部长批评说,苏联人决不做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事高兴否?请告诉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的事。

紧接着,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武官崔可夫也先后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我国政府希望知道,贵国顾祝同将军的军火最近在同新四军的冲突中,是否使用了我国提供的武器?”同时,他们又提醒蒋介石,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蒋介石知道,对中国抗战援助最大的,现在是苏联,而崔可夫此次来华,就带来了大批援华军火,即战斗机150架,快速轰炸机100架,近300门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等。这批军火正在新疆至兰州的途中,一旦关系弄僵,苏联方面有权把它滞留途中。

英、美两国一直是蒋介石抗战以来所希冀的国际力量,他们也不赞成中国大规模内战,那样的话,不利于他们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目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表示:“停止国内冲突,处理问题不要操之过急,以免造成事变。”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来华访问,在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后,也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更出蒋介石预料之外的是:就在他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的第二天,即1月18日,日军调集了七个师团乘虚而入,在河南向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发动进攻,迫使国民党军仓促应战,丧师失地。他原想以反共来停止日军的进攻,以为日本至少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事情的发展却处处同他的愿望相反。东条英机称,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绝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

皖南事变的爆发,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深刻的危机。冯玉祥大骂何应钦搞阴谋,孙科表示忧虑,于右任愤慨地说何应钦欺骗了他,张治中表示难以向各方交待,张冲更是觉得无脸见人(指中共)。遭受日军进攻的国民党将领都感到上了亲日派何应钦的大当。许多老国民党员甚至说:“这样做是自取灭亡。”

国际国内的舆论,已把蒋介石推到了被告的地位。因此,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共的态度。就在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闭幕不几天,他特意安排了在自己的黄山官邸会见周恩来。

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在于和缓对立空气,一开始就向周恩来表示:“两个多月来未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

周恩来理直气壮地质问道:“新四军是经过你同意后建军的,叶挺将军也是国共双方所信赖的将领,为何要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呢?”

蒋介石摇了摇头,装出一副很是为难的样子,没有回答。

“不仅如此,”周恩来继续道,“委员长,你在国民参政会上说我党提出的‘十二条’解决办法,与日寇向中国提出的侵略条件并无二致,这是对我党的诬蔑。再者,你们箝制舆论,扣压我《新华日报》,甚至还大打出手,殴打报童,真是使人气愤已极。”

“对待贵党提出的‘十二条’解决办法的看法,是中央的决定,我无权更改。至于箝制舆论,扣押稿件等项,也有战时新闻管理条文可查。谈到收缴《新华日报》,殴打报童之事,可能是下面的人做的,他们不明白我的意图。”蒋介石辩解道。

“委员长,你以为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就把新四军消灭了吗?其实不然,新四军仍然存在,在他们的背后,还有数十万八路军……”

“十八集团军(指八路军)抗日以来确实是有功的,”蒋介石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但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蒋介石谈八路军,有意避开了新四军。

“委员长,我党强烈地要求恢复叶挺将军的自由,回到新四军当军长。还有就是应释放力主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让他们为抗日效命疆场!马寅初先生只不过讲了几句改革战时经济的话,罗世文、车耀先只不过作了些抗日宣传,难道委员长也不能释放他们吗?”

“叶挺是北伐名将,就是此次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我也是不会亏待他的。这,这个……马寅初只不过是个学者。我早就下令叫查一查。噢,怎么还这样?你放心,我叫他们一定再查一查。”

这次谈话以后,因皖南事变而造成的国共关系紧张的局面趋向了一定程度的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