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协商,让新中国的上海一年内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发布时间:2020-05-28
来源:浦江同舟
【字体:

图片.png

上海市协商委员会主席陈毅

图片.png

1949年12月11日,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鼓掌通过协商委员会委员名单(资料照片)

上海是一座英雄之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上海也是一座协商之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这里团结合作最早、也最为成功,这里还汇聚了为数众多的人文名流与工商业人士,拥有得天独厚的统战资源。

在新旧城市嬗变中,为了迅速稳定局势,恢复生产,在一年时间内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各级干部队伍群体积极作为、勇于担当,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坚持民主协商、科学决策,从而汇聚全社会建设新中国新上海的磅礴力量。

搭建协商平台,推动民主实践

在推动民主协商的实践中,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注重搭建协商平台,在制度层面推动民主实践。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面解放。6月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上海市长陈毅兼任部长,副市长潘汉年兼任副部长。1950年 3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成立,与华东局统战部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直到1951年分开。

除统战部之外,上海市政协正式成立前,在民主协商领域发挥主要平台作用的是“市协商委员会”。1949年8月3日至5日,上海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1949年12月5日召开的市一届二次各代会上,决定成立常设机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52名委员,来自11个界别。此后,市协商委员会又成立下属冬令救济委员会等,在相关领域发挥协商职能。这标志着各代会从“协议机关”向“民主协商机构”转型。

1950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市协商委员会由‘民主协商机构’变成‘专门协商机构’,开始正式代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的职权。”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的文史专家朱少伟说。

上海还搭建各类平台,以更灵活的方式有效凝聚各方力量。1950年,陈毅提出要团结“愚公愚婆”“遗老遗少”,安排他们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为此,市委成立了参事室和文史馆。89岁的马韫芳曾任市委统战部联络处处长,当时是“物色文、老、贫的有识之士,聘任其为文史馆员”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我们共聘任了几十位馆员。他们命运多舛,但在文史馆成立后,都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马韫芳说。

1949年8月初,在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工商界代表就联名提议组织工商业联合会案。8月26日,筹备会成立会议召开,陈毅市长赶来出席并讲话,希望工商联“能将私营企业的困难和意见提供政府,给政府参考。所以希望各业尽量大胆发表意见”。

“以现在的话形容,陈毅市长的讲话是有温度的。”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原调研员王昌范认为,上海工商联的组建,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用心交朋友,扩大团结面

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巩固新生城市政权的战略选择。

5月31日,上海解放第四天,就举行纪念五卅运动、成立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大会,到会工人代表达2300多人。会上,陈毅市长号召工人们带头行动起来,维护好社会秩序,恢复生产。代表们报以热烈掌声。

6月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学生、青年代表达2200多人。陈毅说:“我希望青年朋友都来担当建设新上海的重任。”全场青年学生热烈鼓掌表示响应。

6月5日,市政府邀请科学、教育、文化界著名人士举行座谈会,到会有各界代表162人。陈毅在讲话中分析革命形势,希望大家共同建设新上海。与会人士深受鼓舞。

6月26日,举行市民主妇联筹委会成立大会。陈毅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向上海妇女致敬。他着重指出:“妇女问题,是整个人民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

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及上海解放,并设宴招待各界人士,宋庆龄、邓颖超、黄炎培等千余人应邀出席……

时任上海市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曾在回忆录中谈到:陈毅市长上任头10天里,几乎每天都要参加“大会”。他有请必到,每到必讲,在宣传群众、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这样用心交朋友,效果显著。安达纱厂的刘靖基,在工商界上层代表人士座谈会上听了陈毅的报告后,马上将已转移到香港的资金转了回来;陈毅到荣毅仁家里做客,和他一起欣赏贝多芬的音乐,这让很多工商界人士感到共产党可以交朋友,可以留下来恢复生产……

  “陈毅等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各个阶层人士都由此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这为顺利开展‘民主建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少伟说。

  认真办实事,昭示为民初心

  为了真正稳定人心,上海解放不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通过认真办实事,释放政治诚意,昭示为民初心:一是制定和宣传有效政策,二是解决具体困难。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为稳定工商界的一系列作为。上海解放后,中央提出上海要坚定地执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这个‘十六字政策’,是送给统战对象的定心丸,是推动工商界前进的进行曲。”民进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这样评价道。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非常重视帮助社会各界解决实际问题。1949年7月到8月间,上海港口遭敌人封锁,一些私营企业因此停产,致使劳资纠纷迭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及时作出反应,制定了反封锁的6条方针,提出用国内原料、国内市场解决上海工业发展问题,并再次强调“劳资两利”原则。

  到1949年年底,国家银行对私营企业发放贷款500余万元,全市私营企业开工率由解放时的25%上升到67%。

  感受到新生政权诚意的不止工商业。1950年下半年,陈毅市长指示要求开展宗教工作。统战部首先从佛教开始人手,修缮年久失修的静安寺和玉佛寺,不久两寺修缮一新,佛教信众赞扬不已。以后又修缮了伊斯兰教的“小桃园”清真寺、道教的道观等宗教场所,同时恢复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等,信徒们有了比过去更好的宗教环境。

  上海解放前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巩固政权离不开同社会各界的积极协商,专门协商为新政权巩固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