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发布时间:2020-04-27
来源:统战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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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组织的爱国学社,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共谋国家大事。他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参政员兼立法委员、新中国政务院政法委员兼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务,多年来“试图通过教育的途径从低层做起,来制止武人乱国与官场腐败”。章士钊一生曾4次参与国内和谈,为国家统一大业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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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在日本与华兴会会员合影,其中右一为章士钊,右三为黄兴。

任护法军秘书长,参加南方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和谈

  1917年,北洋军阀废弃国会和临时约法,驱走总统黎元洪。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揭起护法旗帜,并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全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新上台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主张南北休战,举行议和。经过与广州军政府协商,双方同意停战并进行谈判。1919年2月20日,北京政府徐世昌派朱启钤,广州军政府岑春煊派唐绍仪在上海举行议和会议。
  是年,章士钊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当选南方代表,在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议。谈判期间,因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参战督办”,统率“参战军”继续支用日本提供的“参战借款”,唆使亲信进攻陕西护法军等,引起章士钊等南方代表的多次交涉和质问,要求北京政府公布中日军事协定“一切附件及关于该事之往返言文牍”,提出裁撤参战处,并指责北京政府将借款用于内战及擅自募集“民国八年短期公债”事。鉴于湖南代表连日向和谈会议请愿,要求撤换该省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双方总代表分别指定章士钊、彭允彝、徐华苏、方枢“审查湖南问题”;同时指定胡汉民、刘光烈、王克敏、吴鼎昌“审查八年公债案”。和谈期间,章士钊与唐绍仪等南方代表坚决维护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但其主张被北方代表拒绝,待到“五四运动”发生后,南北和谈以毫无结果而破裂。

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谈

  1946年,章士钊在上海任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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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夫妇及三个儿子。

  1949年1月蒋介石由于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被迫下野,由代总统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1月24日,李宗仁公布国民党赴北平谈判代表名单,但中共发言人1月25日拒绝了国民党CC派骨干分子彭昭贤为代表。于是李宗仁想起了与中共领导人有“交情”的章士钊。李宗仁来到上海,亲自登门拜访章士钊,希望他能出马参与谈判。章士钊此时已是68岁高龄,尽管早已不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行政职务,只领参政员、立法委员虚职,但为了国内和平,他满口答应,愿意为国共和谈而尽心竭力,并建议在正式代表团去北平谈判之前,先派一个“民间”团体作试探性访问,李宗仁当即决定由章士钊与国民党颜惠庆及上海著名律师江庸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

  2月13日代表团飞往北平,与中共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董必武等领导人进行非正式和谈。2月22日,章士钊一行由北平飞抵石家庄,周恩来专程到石家庄欢迎,并将和谈代表接往西柏坡。在西柏坡,章士钊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就国内形势、两党和谈条件等问题与中共坦率交谈,同意毛泽东拟定的八项协议。2月27日章士钊等人返回南京,将协议呈送国民政府。

  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委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进行正式谈判。双方在原“八项协议”的基础上,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4月22日,因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和谈最终破裂。章士钊对此十分痛心,他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骗局。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的战争罪行。并拒绝登国民党飞机回南京,与邵、张等人留居北平。尔后辗转赴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表示欢迎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9月,章士钊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

任政务院政法委员,秘密出访香港联络国共第三次合作

  1953年7月,朝鲜战争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协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相关各方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有所缓和。
  中共政策的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其中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他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联络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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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和毛泽东在一起。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对国共第三次合作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第一、除了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事大权等仍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还说,奉化蒋氏墓并不像有些港台报纸上所说的“已在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的运动中荡然无存”,而是“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信件来到香港,找到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同他谈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政策,并请他将中共中央的信转交蒋介石。许孝炎知道事关重大,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信件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信,反复看了几遍,他注意到信中已不再称他是“头号战争罪犯”,也没有要求他“投降”之类的语言。他联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周恩来在公开场合反复提到“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呼吁“国共第三次合作”。他明白他必须正视这一形势,但真正下决心也不是很容易的,他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任何表示。原来,蒋介石当时认为“大陆的抗暴斗争日益增长,铁幕后的人民已经开始觉醒”。另外,自1955年《台美共同防御条件》生效后,美国不断增加驻台美军兵力,其中军事顾问多达2600名,其海军在台湾设立了永久性的海上基地。蒋介石认为此时不是与中共和谈的时候,而是“反共复国”的大好时机,于是和谈搁浅。

九十高龄仍思统一,请缨赴港联络国共合作

  1973年春,章士钊已是92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内心萦绕的,仍是祖国统一大业,他常说:“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能够完成,等身体稍好些,我还要到香港去,还要去会一些老朋友。”4月份,章士钊感觉身体、精神状况都不错,便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前往香港探亲访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他的愿望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支持,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亲自为他赴港作了仔细安排。毛泽东得知章士钊的想法后,考虑到章士钊的身体状况,提出“我们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还可以去呢?譬如说派个专机送去?”当时中国民航尚未与香港开航,他的赴港专机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架在香港启德机场着陆的飞机。5月25日,章士钊老人面带喜悦,来到北京机场,他一眼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这是一般人难以享受的待遇,老人感动了,顿时眼圈湿润,他握着总理的手,表示这次去港,一定要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一定要有所成就。
  章士钊到香港后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安排会见各方人士,先后见到了许孝炎、宋宜山、童冠贤等人,故旧见面,颇多感慨,都为50年代那次没有成功的谈判感到惋惜,并表示要继续为祖国统一尽力,通过各种途径向蒋介石进言,以促成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章士钊此次赴港所带中共关于和谈条件与过去大体相同,即尽快举行国共两党谈判,台湾承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可给予台湾地区类似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经费不足可以由中央政府负担。如果台湾认为条件不成熟,可以先进行官方或私人及团体互访作一定接触,暂不举行谈判。

  但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便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等原因,病倒了,而且病情迅速转重,虽经香港医生尽力医治,却终不见好转。6月30日,章士钊病情恶化,持续高烧,渐不能言语。老人自知难以生还,他示意家人拿来笔和纸,然后伸出颤抖的手,写下了最后几句话:“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不久,他便处于昏迷状态。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医疗队紧急赴港,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老人回京医疗。然而,当医疗队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发唁电称:“行严先生不幸在港逝世,深为悼念。二十多年来,行严先生热爱毛主席、拥护共产党,为国家统一大业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章士钊的骨灰由专机运回北京后,7月12日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会。郭沫若致悼词说:“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为国共和谈奔走……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的故旧……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这是对章士钊最恰当的评价。

(作者:丁开明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