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发布时间:2020-04-13
来源: 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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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被毛泽东誉为战胜敌人的基本武器、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恰如鸟之两翼,相互配合,缺一不可。

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站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高度,在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指导下,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后,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国际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 ,面对国际形势剧变,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验、策略原则灵活运用到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构建和实施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

毛泽东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主要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回顾和研究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对于今天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

统一战线的基本要义是团结大多数。把尽可能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是毛泽东建立、维护、扩大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根本出发点。

在毛泽东看来,这条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建立起来,就是由于存在一个可以把被侵略的各个国家、民族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而这个共同利益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在远东则突出体现为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

因此,基于共同利益的考量,只要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阶级与党派如何,是否已经独立,是否曾经绥靖过日本,都可以成为被统战的对象。

这样就最大程度地团结了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法西斯主义。

抗战时期,基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利益,毛泽东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其致力于建立和扩大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态度和决心。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就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了国际统战对象不局限于苏联,而且包括其他反战的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强调“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为打消部分党内同志对国际统战对象、范围变动带来的困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

他提出了更为简单、明确的统战标准:“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

可以看到,毛泽东用“两个凡属”的表述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同志的思想,摆脱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束缚,扩大了国际统战对象的范围。以是否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援助中苏作为判断统战对象的主要标准,凸显了毛泽东在统战实践中广泛联合、最大限度地争取反法西斯国际同盟者的目标。

而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实施的国际统战政策也确实践行了这一标准,如组织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在内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联合日本反战人士的统一战线;邀请、接待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积极配合赫尔利调处国共关系等。

在总的方针上,广泛联合一切可以联合起来的国家与民族是毛泽东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出发点。

但是,对不同统战对象不加区别地笼而统之则会对统战效果产生消极影响。毛泽东有关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具体政策及其调整就是建立在对国际统战对象进行区别的基础上进行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对区别原则作了详细阐述。

他指出,尽管中国的抗战得到了国际和平阵线国家的一致援助,但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内各国的不同情况,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

这里毛泽东分三个方面来阐述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区别原则。

第一,社会制度的区别。尽管意识形态不能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国际统战对象,但却深刻影响其在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地位。

第二,政府与人民的区别。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适时地将阶级分析法运用到国际层面,对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日本法西斯政府与人民进行了区分。

这种区分有助于针对不同的统战对象施以不同的统战政策,进一步明确敌我,精准孤立、打击法西斯主义。

第三,时期的区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均在不同程度上对日执行了绥靖政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实现了态度的彻底转变。

由此可见,统战政策不能僵化不变,而是应该根据事物的变化发展及时作出调整。

既要广泛联合,又要区别对待,是毛泽东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思想。

坚持广泛联合,最大程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有助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扩大。

但是,不同的统战对象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同并不断变化着的,坚持区别对待有助于针对各国际统战对象的不同情况施以不同的统战政策,从而更好地巩固和扩大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

  二、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是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制定的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处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重要思想。

在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中,团结与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同时并存、相辅相成的关系。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此外,何时团结、何时斗争,团结到几许、斗争到何种程度,这些都必须严格掌控火候与分寸。

因此,在执行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时,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将斗争限制在以巩固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为目的的程度之内。

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这段话虽是针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与国民党的斗争讲的,但也适用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对英美的绥靖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早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对美英两国远东政策作出评价,批评“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的看法,指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

同时,毛泽东也指出,“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并提醒:“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揭露“东方慕尼黑阴谋”到批评“远东慕尼黑新阴谋”,再到关注、批判美日谈判,毛泽东多次对英美远东政策提出批评,坚持开展斗争。

需要明确的是,毛泽东坚持斗争并非不要或者放弃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而是希望通过以斗争的方式来敦促英美放弃绥靖政策,从而达到建立、巩固和扩大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目的。

此外,抗战时期美苏在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也有明显的两面性。

首先,就美国而言,出于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共同利益计,其在抗战时期实行了支蒋容共的政策,不仅一定程度上出面制止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而且直接介入国共谈判。

不过,由于双方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美国的容共政策具有明显的策略性和易变性,故在抗战后期迅速发生了由支蒋容共到扶蒋反共的转变。

与此同时,由于同中共存在相同的意识形态及共同的阶级利益,苏联在抗战时期通过共产国际在策略、经费等方面支持中国共产党,加深了二者的深厚友谊。

但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提出的一些不太合乎实际的意见及在一些问题上重蒋轻共的倾向,为二者的关系蒙上了一些阴影。

从上述情况出发,毛泽东在对美苏两国开展的统战实践中也突出地体现了团结与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以必要的斗争,求必需的团结。

首先,从皖南事变到开罗会议期间,美国在制止、调解国共冲突上的行动一度给毛泽东留下了比较积极的印象,由此毛泽东不仅主动邀请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而且在军事、政治上与之展开密切合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然而,在美国对华政策转向扶蒋反共之后,毛泽东也随即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公开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不过,此时抗战尚未结束,中美两国仍是盟国,在抗日问题上仍有共同利益,故毛泽东继续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敦促美国政府重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和关切,了解中国人民的呼声,以期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

1945年7月,毛泽东在致徐冰、刘少文的电文中便指出,“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

其次,就苏联而言,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始终与之有密切的电文往来,毛泽东十分重视来自苏联方面的意见。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不仅在舆论上声援苏联卫国战争,而且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向苏联提供了情报、军事援助。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与批评美国扶蒋反共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

这均表明毛泽东十分重视同苏联的关系,并与之开展了密切的合作。不过,苏联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有时会忽视甚至不顾中国革命的利益。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战役爆发。与此同时,国际间再次传闻日本将配合德国进攻苏联。

尽管苏联方面无法确切判断这些传闻的真实性,但为防万一,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派兵到蒙古与外蒙古边境地区接受苏方提供的武器以配合苏军作战。

收到苏方电文后,毛泽东回复指出:“调一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边境去接受武器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敌人有空军,而我们没有。这样,我们的部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会被敌机消灭掉。这个方案恐怕难以实现。”

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已实现转折。尽管苏德战场形势已不再危急,但为了牵制日军,斯大林再次来电,建议中共考虑部署若干师团在长城内外一线。

在接到电报后,毛泽东随即指示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萧华、李运昌、程子华等尽快将部队部署在山海关、长城内外一线,一方面牵制日军以配合苏联,另一方面适时向东北腹地发展,为抗战胜利后中共武装迅速进入东北作好准备。

毛泽东在不影响双方关系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了分歧,而且维护了自身的利益。

  三、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

在国际统战中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主要指的是在涉及原则、立场等问题上态度鲜明、寸步不让、不留妥协余地,而在具体的处理方法上又有策略上的变通。

如果不能坚持原则、轻易妥协,就不能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在国际统一战线中丧失地位及话语权。

此外,在不涉及立场及原则的问题上,适度增加政策、策略的灵活性,及时根据各方反馈来调整相应的统战策略,在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让渡一些局部利益,来保证全局利益的实现。

对于讲求灵活性的重要性,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就指出:“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

毛泽东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坚持原则性,讲究灵活性。这在他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中有十分明显而具体的反映。

首先,毛泽东在涉及国家利益、中国共产党自身生存发展前途等问题上历来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决不妥协。

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毛泽东曾坚决反对英美对日绥靖政策,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便严厉批评了英国的绥靖政策,断言“‘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

再如,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多次提出的牵制日军并配合作战的要求,毛泽东一面从大局出发,予以听取采纳,作了相关部署,另一面则对其中的不合理意见予以反对。

1941年9月,关于苏联希望中共在日苏战争爆发时派兵到南满一事,毛泽东在复电中指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好的,原则上我们是同意的。

但是这个措施的实行将取决于具体情况”,“我军在为保卫华中和华南的游击区全力抗战”,“只有在粉碎这次进攻后才能调离部队”。

再如,1944年12月,赫尔利背弃了在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会谈时共同签署的关于组成联合政府等的五点建议,转而以提供军事援助为诱饵游说中国共产党接受蒋介石提出的改编中共军队并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等三点反建议,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

通过以上事例即可看出,毛泽东在开展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活动中,凡涉及立场、原则问题均能明辨大是大非,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其次,在一些不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不影响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能实事求是地提出灵活的应对措施,以退为进,实现自身意图。

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调整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转而组织国际反帝统一战线。

而当法国投降后,欧洲局势发生巨变,毛泽东立即根据变化了的实际,灵活制定行动方针,强调“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

这一策略调整为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及时重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如,在与赫尔利共同拟定《延安协定草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上绝不退让,而在其他方面则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如在美援物资分配、“继续承认蒋介石为中国领袖”等问题上与美蒋方面达成一些共识。

之后,在了解到公布协定草案可能将赫尔利彻底推向蒋介石一边后,出于战争局势和国家利益的考虑,毛泽东同意暂不对外公布,并表示除联合政府与民主原则外,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可见,在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上,毛泽东选择运用相对灵活的手段、办法来给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非核心诉求方面作一些可接受的让步,从而最终实现自身核心利益。

四、立足自力更生,努力争取外援

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给出了他对当时世界政治特点的判断,即:“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

可以看出,整体性是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特点的基本认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非是孤立无援的,而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确世界是一个整体,坚持世界和平不可分割正是毛泽东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立论基础。

既然世界是一个整体,和平不可分割,那么如何处理自身革命与世界革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便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

对此,毛泽东给出了回答:“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

首先,在抗战期间,尽管毛泽东毫不避讳国际环境、外援的重要性,其自身也曾积极争取外援,但其立脚点始终置于自力更生上。

取得抗战胜利,起关键作用的只有中国自身,国际援助只起推动作用。离开中国自身的团结和抗争来指望靠国际援助求得抗战胜利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层关系,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便指出:“至于外援,我们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没有任何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

这里毛泽东对外援的作用进行了科学评价,既将其作为一个抗战致胜的重要因素,又不对其抱过高期待,更不受其制约。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他指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内自上而下泛滥着依赖外援来获得抗战胜利的侥幸心理。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希望苏联对日出兵,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又企图依靠英美力量打败日本。

1945年1月,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强调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解放区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其次,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毛泽东将国际援助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并且尽力争取。对于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均有详细表述。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便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对国际援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中国抗战的胜利有赖于“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

国际援助作为胜利公式中的一个变量,能否争取到、争取到多少都会影响到公式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时期,通过多种举措,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也是毛泽东国际统战工作的一个着力点。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专分六点就争取国际援助的办法作了详细论述:

第一,“坚决反对一部人所谓走德意路线的主张,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准备对敌投降的步骤”;

第二,“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

第三,“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共同惩罚日本法西斯”;

第四,“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

第五,“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

第六,“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报告将争取国际援助列为全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

在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始终将自力更生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的基本立脚点,又十分重视争取外援的作用。

在这一策略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在开展国际统战工作中,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援助。

比如,毛泽东多次向共产国际及斯大林致电,希望其给予资金及物质的援助。

另一方面,在争取援助的同时,毛泽东依旧坚持自力更生,对苏、美提出的一些不合理要求进行了婉拒或抵制。

比如,毛泽东并未因斯大林答应给中共提供部分军事装备而冒险派军队远征援苏;又如,坚决拒绝赫尔利以军事援助为诱饵骗取中共放弃武装、放弃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五、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将本国革命搞好,才有能力支援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同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形式上看,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但从内容上来说,从来就是国际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作为一项国际性的事业,建立在各国无产阶级援助的基础上。

关于二者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此外,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也强调:“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支持(用宣传、声援和物质来支持)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的同样的斗争、同样的路线,而且只支持这种斗争、这种路线。”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范围内的实施,一个国家无产阶级开展的革命事业,既属于爱国主义的事业,同时也可以称得上是国际主义的事业。

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就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过论述。

1937年3月,在回答史沫特莱提出的关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意味着中共已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民族主义者的疑问时,毛泽东解释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非放弃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国际主义理想。

恰恰相反,只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国际主义理想的必要步骤。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毛泽东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时提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也就是说,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抗日战争中实现了统一。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分析。

他指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而是密切结合着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在这里,毛泽东将二者关系的分析写入党的政治报告,进一步回击了党内外一些人对中共放弃国际主义的臆想和指责。

此外,坚持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就必须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狭隘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盲目排外,大国沙文主义则表现为把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人民利益之上。

1874年恩格斯便对这种错误倾向作出批评:“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种精神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

1939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明确反对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割裂,特别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国际主义观,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

六、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抗战时期,毛泽东巧妙地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结合起来,特别是灵活运用国际统一战线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突出体现了他科学而高超的统战艺术。

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形成之始就不是孤立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存在的,两者是一种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关系。

毛泽东之所以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就是因为他洞察到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间的联动关系。

国际统一战线越牢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联系越紧密,作用到中国国内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反之同盟国间合作不力,国际统一战线松散,作用到国内就是国共关系的紧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受损。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指出,形势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

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相结合从理念追求走向实践探索。

国内、国际两条统一战线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实践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利用国际环境、国际力量来揭发、制止国民党的反共举措,寻找时机促成和谈,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发生时,毛泽东积极运用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力量,迅速发动外宣攻势,对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中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展了针对性的宣传活动,运用国际力量来揭发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

1942年下半年起,为缓和、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曾一度准备与蒋介石会晤,力图“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认识到国际与国内两条统一战线是紧密咬合的。

对此,毛泽东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

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

与之类似,1943年下半年,随着同盟国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的接续召开,有效整合同盟国力量开展反攻成为各方公认的重要问题,因此,美苏一致认为有必要保证中国国共两党的团结。

于是,一边是开罗会议中罗斯福要求蒋介石“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期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另一边,季米特洛夫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件中也强调:“削弱同中国的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偏离正在出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

因此,在美苏的共同影响下,国共两党于 1944年恢复了和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巩固。

对于此次和谈恢复的原因,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力求实现密切的国共合作是和主要的盟国英美苏的政策相符的;是和大西洋宪章、莫斯科、开罗及德黑兰决议的政策相符的;是和盟国为了在国际范围内建立民主和平的关系而对中国的期望和要求相符的。”

同盟国高层会议后,英美苏之间的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而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正是促成国共恢复和谈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见,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间存在着一种联动关系,而这也为毛泽东科学统筹、运用两条统一战线从而服务于抗战全局提供了重要条件和基础。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巧妙地将一些看似对立的关系有机统一了起来,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开展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中,以上诸多策略思想往往是以“组合拳”的方式运用的,只不过根据当时国内外的不同情况某个策略思想在特定时期体现得较为明显罢了。

(作者:唐正芒,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李国亮,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