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70周年】上海解放前后的爱建工商业者
发布时间:2019-06-27
来源: 浦江同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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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上海解放7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70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委统战部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70年前,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国民党守城部队投降,上海彻底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国工商业者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在黑暗中求索,艰难中经营。爱建公司的主要创办人刘靖基、唐君远先后在常州、无锡、上海等地办起了企业,爱建公司初创时期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陈铭珊、郭秀珍、杨延修等,也分别在上海等地经营企业,在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旧中国干出了一番事业。

刘靖基:金蝉脱壳迎解放

1949年初,看到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很难发展企业,刘靖基曾准备迁厂香港。在中共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帮助下,了解到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光明。他拒绝了国民党汤恩伯要他参加物资疏散委员会的要求,拒绝交纳所谓“保安捐”。怀着对事业的信念,抱着对前途的憧憬,刘靖基毅然搭乘泛美航空公司从香港到上海的最后一班飞机,回到上海。

一回到上海,刘靖基即被国民党驻沪警备司令部所注意。他突然收到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通知,要他全家限期迁离并送来机票。此时,刘靖基留下的决心已定,为了预防不测,他按通知要求,只身到机场,佯装离沪,待飞机起飞后又悄然折回,躲进医院,金蝉脱壳,迎接上海解放。他在自己九十寿辰时曾意味深长地说:“我年轻时想‘实业救国’,但在旧社会这条路走不通。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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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接见刘靖基(右)

5月27日,上海解放。解放军部队进城给刘靖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觉到共产党的部队确实不一样,于是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任。不久,他收到一封请柬,上海首任市长陈毅将军邀请他出席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召集金融工商产业界的茶话会,他惊喜万分。6月2日,当刘靖基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会场上发现,陈毅将军就是刚才在门口迎接客人的那位穿着褪色布军装、文质彬彬与客人握手的人时,他非常感动。

会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市长陈毅分别讲话。陈毅“希望各方要有信心,不要观望,要大胆去开工生产”,并说:“共产党决不使你们失望,我们讲话绝对是有把握的”。刘靖基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他激动地在会上发言,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留在国内发展事业。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刘靖基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美蒋飞机的轰炸,史称“二·六轰炸”。各行各业许多工厂被迫停产,正当企业发生困难之时,刘靖基默默地从国外调回20万美金来恢复生产,在上海工商界中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唐君远:追随荣德生脚步

与此同时,中共无锡地下党也在重点做好民族工商业代表人物的工作。无锡解放前夕,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的重要头目、各社会团体负责人,以及许多知名的工商界人士都收到了一封署名为“江南挺进纵队”的信件。这些信有的是邮寄而来,有的是从门缝里塞进来。信的开头都是极具气势的两句话:“我大军指日南下,江南解放只在旦夕。”其后的内容则根据收信人的不同情况分为几种类型,对于广大工商界人士则是宣传党的有关政策。

荣德生长唐君远25岁,唐君远唤他“荣伯伯”。当唐君远在荣德生那里了解到共产党要求无锡工厂企业不外迁、不外逃以及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后,他完全接受,并愿意追随荣德生的脚步,留在国内。

解放军87师是在“未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解放无锡的。解放军营长钟熹清向他的老上级诸敏(原无锡工委书记)汇报说:“我们跑步轻装冲到无锡,准备打仗的,却碰到了人民武装,一切都像到了解放区了!”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在解放军过江进军南下时,唐君远和无锡工商界人士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无锡部队献粮10 万石、柴草9万担和大量其他军需用品。

唐君远选择留在国内,从此走上了一条光明的大道。

陈铭珊:解放前夜守在电话机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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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毛泽东与陈铭珊(左五)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

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节节胜利,震动了上海工商界。有的人局促不安,有的人离沪。信谊药厂总经理鲍国昌去了香港,由陈铭珊代理负责全厂工作。由于通货膨胀、市场停滞、营业萎缩,企业面临严重困难,陈铭珊带领职工在艰难条件下维持生产。他不满国民党倒行逆施,弄得经济全面崩溃,民不聊生,他与地下党员吴克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局统战部部长)秘密接触,多方掩护、支援吴开展工作。而上海解放前的陈铭珊并不知道吴的真实身份。

那时,陈铭珊不仅向解放军提供药品,而且他的家也已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标准里弄房是北向入口,南向楼层有阳台,地面层有花园和通里弄的花园前门。当时陈家经常有陌生人来取物品,从前门进来时像个乞丐,进屋穿上陈铭珊的西装,从后门出去。

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陈铭珊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和他一贯秉持的“实业报国”理想,促使他作出了毕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与全国人民一起开启新的人生。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前一夜,陈铭珊在家里的电话机旁等候吴先生的消息。随着解放军进入市区,夺取淮海路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消息传来,他心坎上的石头落下了。通过解放前和吴先生的接触,陈铭珊觉得共产党并不可怕,对民族工商业者是讲团结的,就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而言,也是令人尊敬的。

新中国成立后,陈铭珊出任信谊化学制药厂总经理,并被推选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委员。1953年1月,信谊药厂试制成功国内首创的抗痨药——异烟肼,逐步走上主要原料国产的道路。

郭秀珍:女承父业,离港返沪

1947年,郭秀珍的父亲在香港投资开办香港华昌金属铝制品厂,事业重心渐渐向南扩展。因业务和生活上的便利,家眷儿女也移居香港。郭秀珍在上海建华银行工作了两年,也随家人去了香港。到港后,郭秀珍主要是学习。1948年底,郭秀珍被英国利兹大学录取,攻读病理细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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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接见郭秀珍

上海解放前夕,她父亲离沪(在20世纪30年代,华昌钢精厂生产的铝制品占了上海2/5的市场份额),企业无人负责经营管理。遵照父亲的嘱咐,接手该厂,郭秀珍的心情是复杂而矛盾的。“华昌”是父亲呕心沥血的经营成果,如何保住“华昌”这块牌子,保住厂子?为此,她放弃了去英国求学的机会。当时已经取得香港居民身份的郭秀珍,毅然于1949年返回上海,任上海华昌钢精厂副经理。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全国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郭秀珍积极带头投身到认购公债、克服企业困难、恢复生产、接受军工任务、捐献飞机大炮、调回在港物资等各种爱国运动中。

杨延修:脱下西装 换上军装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迎接新中国成立,完整而有序地做好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鉴于上海的情况错综复杂,党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经过反复研究,并吸取了洛阳、沈阳、平津等城市接管工作的经验,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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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杨延修在江苏丹阳集训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地下党机关组织在香港的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四批坐船北上解放区。

1948年,广大华行先派卢绪章、龚饮冰、王一知离港去华北,又派吴雪之、李在耘、程恩树回上海进行调研和准备,张平、舒自清等同志仍留在香港主持华润公司(95%资本金由广大华行而来)的工作。

1949年3月14日,广大华行副总经理杨延修乘坐华润公司“东方号”轮船秘密离开香港,在北平报到后,赴天津参加接管沿海城市调研,于丹阳集训后,南下参与我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

1949年5月26日清晨,杨延修随着接管的队伍,从丹阳坐火车到上海附近的南翔,然后换乘吉普车开进市内。司机误入闸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幸好及时在四川路桥堍躲避,才免受损伤。当夜,杨延修住进了金门饭店(现为金门大酒店),这里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接管干部联络站。

第二天早晨,当发现来自外地的10多位同志从前一天起就没有吃上饭,杨延修赶快让广大华行设在广东路的广大药房里的两位伙计,踏着黄鱼车买了热气腾腾的大饼、油条招待他们。广大华行的职工们得知他们和蔼可亲的大老板竟是中共地下党员,还穿着军装,成了军管会的“接管大员”,又惊又喜。

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1949年5月28日,接管仪式的完成是新旧上海更替的一个历史性标志。从这一天起,杨延修也正式开始在工商处副处长的岗位上履行职责。

老一辈民族工商业者秉承“实业救国”的初心,最终团结在“爱国建设”的旗帜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对原工商业者“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号召激发起老工商业者的报国夙愿。以刘靖基、唐君远等为代表的1000多位海内外工商界人士集资5700余万元,于1979年9月22日成立了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爱建集团前身)。

(作者:范永进 爱建集团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上海金融业联合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