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中共对上海资本家的统战工作
发布时间:2019-06-05
来源: 浦江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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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上海解放 70 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前,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团结各阶层人士合力做好城市接管和建设工作。

近日,市委统战部专门编印了“统一战线与上海解放——纪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论文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撰写文章,在回顾我党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方面重大成就的同时,对档案史料进行仔细梳理,就当年上海统一战线的特点及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阐述,为今天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因上海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上海之前就着手对金融人士的统战工作。随着人民解放军南下脚步的临近,上海滩银行家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不少人携家带口离开大陆前往香港。资本家选择香港作为驻留之地,并不是始于1949年,而是在1946年对国民政府逐步失望便渐次行动了。据学者们的研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200:1的比例收兑中储券,东部金融业受到剧烈冲击,财力巨量缩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金融政策所体现的国家行局取向,使得以上海银行家为代表的商业银行家失去了话语权。

1948年8月国民政府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推出金圆券改革,蒋经国被任命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负责人,上海银行家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必须交出外汇及黄金,甚至遭到逮捕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家们规模性地离开上海是可以理解的。与这个过程相对应,1946年中期,大量资本涌入香港,1949年末则是资本转移的高峰,也是上海银行家到达香港的高峰,这些资本和资本家对香港金融资源的整合与配置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批银行家驻留香港期间,共产党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做资本家的统战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但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以陈光甫和周作民为例来作个说明。

陈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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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甫是上海金融界的领袖人物,中国金融界的诸多第一都是由他创造的。长期担任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南京国民政府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立法委员、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后,逐渐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产生不满,于1948年辞去国民政府的职务,并要求银行工作人员关注、收集有关中共财政金融方面的政策。1948年底,在香港考察期间,看到香港报纸上刊登了不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对共产党的认识有所改变,在日记中曾表达出对中共的好感:“中共登载宣言,谓共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云云。此证诸济南情状,倒还不错。”“毛泽东在1940年就说明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时期,我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意味着可以帮助民族工业,保护人民。”但他对中共疑虑颇深,在国共之间摇摆不定,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要极力争取的对象。

1949年1月当李宗仁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和谈时,中共方面就一再表示希望陈光甫能参加代表团赴京,但陈因为担心被视为“亲美分子”而未成行。因为陈本人是倾向于美国的,而中共是倾向苏联的,他曾和章士钊说:“上海的财政形势变得如此严重,我的意见是,我们所有的财政问题只能依靠美国的财政援助,说得更准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由于赤色分子持续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不能想象我如何能愉快地和共产党人谈话。”

陈光甫到香港后,中共仍继续争取。1949年7月,章士钊前往香港,向他转告了毛泽东等待他北上的意愿,他婉言拒绝。不久,黄炎培向其转达周恩来的嘱咐:“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9月,李济深派人持函赴港劝其北上,信中称中共对“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持其发展。对于产业金融界诸耆宿,尤能望推诚合作,共策进行”。11月,章乃器发电报再次邀请其北上。中共高层和民主人士的真诚,打动了陈光甫,他在日记中提到:“人民政府邀约北上,此在个人实为无比荣耀,奈余年近七旬,常患失眠,并时有头痛,在港就医,未能复原。倘身体转好,随即回去。”他甚至计划在公私合营后来北京暂住,希望在北京购置住宅。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后,陈光甫从香港派来的副董事长及副总经理匆匆离开北京回港。1950年6月,上海政府要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进行公私合营,他认为新政权已经开始消除私人企业了,再不作北上打算,遂于1951年重新以“上海商业银行”名义向香港当局注册并对外营业,与大陆完全脱离了关系,1965年将银行迁至台湾,陈光甫也从此定居台湾。

周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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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作民的统战一直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周作民是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周作民滞留上海,拒绝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担任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主席的提议,但也保持了与他们的私交,希冀以此来保全金城银行。抗战胜利后,军统对滞留上海的精英人士进行审查,借机对周作民进行敲诈勒索。随后上海展开金圆券改革,国民政府迫使各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上缴黄金、外汇以换取金圆券。当时蒋经国对上海的银行家们进行威胁,要他们在交出银行外汇的同时交出私人外汇,并限制其人身自由,周作民在万般无奈下通过陈纳德的帮助秘密逃往香港。

在香港期间,周作民仍关注上海的形势,与金城银行的各分行主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也曾和当时在港的潘汉年等人联系,并帮助他们,据徐国懋回忆:“花了大约40万港币,租了一艘轮船‘华中号’载送留港的不少民主人士去北平和华北解放区,同时运载西药等到达天津。”这些举动为将来周作民返回大陆并得到优待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中共的经济政策不了解,担心自己在抗战时滞留上海的经历会为自己招来祸患,因此犹疑不定。中共方面多次派出民主人士劝说其返回大陆,同时派潘汉年面见周作民,向其解释中共的统战政策,并对金城银行作了妥善处置。当时,周作民派亲信徐国懋回大陆打理行务,也是让其探探路。徐国懋一回去,就受到周恩来在中南海的宴请,并准许其将汽车开入中南海。这一举动让徐十分感动,马上向周作民作了汇报,并催促其北返。徐还经常在信中提及中共对金城银行的帮助。金城银行在北京有一家支行,建筑豪华。当时便有人建议干脆将这个支行征用,将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行迁到此地,被南汉宸行长回绝。而周作民在香港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请求人民银行借给100万元港币的外汇时,南汉宸却批给他500万元港币,这使尚在香港的周感动不已,他动情地说:“我曾接触过北洋军阀,也接触过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善于乘人之危,投井下石,总想吞并或掌握私人银行。现在共产党才真正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这样的党是可以信赖的。”

1950年8月1日,全国金融业联营会议在北京召开,徐国懋立即将会议的情况急电周作民,希望周作民能够早日返回大陆。1950年8月中旬,周作民从香港到北京,周恩来亲自接待了他,并以淮安老乡的身份请周作民在自己家中享用淮扬菜,并请他担任“北五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董事长一职。回到上海后,潘汉年亲自设宴为周作民洗尘,为其和金城银行提供了许多帮助。后来周作民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陈光甫和周作民是建国前后上海多数银行家们的缩影,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失去了信心,不愿去台湾,却又不敢留在大陆,遂在彷徨中前往香港。驻港期间,这些银行家们仍受到中共和国民党双方的争取,最后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回到了大陆,有的留在香港或者远走海外。虽然最终回到大陆投身新中国建设的银行家不占多数,但总体上还是保证了解放初期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业的基本稳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奠定基础。从统战工作的角度来说,还是颇有成效的。

中共对上海资本家的统战工作何以能取得成效?首先,统战工作就是“交朋友”,交心、尊重为上。陈毅、潘汉年是中共党内做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历经各种复杂的斗争环境,在不同时期交了大量党外的朋友。一些过来人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建国初年上海工商界对陈毅和潘汉年印象极好。陈毅说话有魄力,道理讲得很清楚,对资本家们以礼相待、以诚相见,认真听取资本家们的困难、疑惑和需求;潘汉年对于上海的历史、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了如指掌,与工商界打交道非常合适,做工作大家很服气,威信很高。

其次,统战工作要抓住核心人物着力,注意发挥其圈层效应。陈毅到荣家赴宴,其翩翩风度不仅打消了荣毅仁的疑虑,也给整个工商业界带去春风,极大地安抚了资本家们的不安;向党内传递明确信号,对资本家要礼待,不可以怠慢,这也是向全世界、向暂时离沪的资本家们展现了中共的胸怀与诚意,对赴港的工商业界及其亲友圈产生了积极效应。

再次,注重和党外人士交朋友,发挥党外人士的影响力,动员已被统战的党外人士去做相关人员的统战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明显的,既有行动上的便利,更有情感上的号召力和说服力。黄炎培、章士钊、黄绍竑等先后到香港介绍共产党的新政策,吸引了一批工商界和金融界有影响力的人回到上海。让统战对象去做统战工作,往往事半功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领导人在回答民主党派是否要继续存在下去的问题时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今天取得了胜利,不是因为纯洁,而是因为有统一战线。”实践证明,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开拓改革路,实现中国梦,都需要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齐心努力。越是处于改革攻坚期,越需要汇集众智、增强合力;越是处于发展关键期,越需要凝聚人心、众志成城,建国初期中共的统战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统战工作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章义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市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