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29日 星期四

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力求“双岗建功”
来源:统战新语 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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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率民进中央调研组在湖南省怀化市调研农村扶贫问题,在白马村村民刘晓光家慰问。

对于拥有15万会员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来说,教育文化出版领域既是他们的“老阵地”,也是“主战场”。

无论是早期“教师节”的恢复设立,近年来《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的出台,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对加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修订,都离不开他们的成果呼吁和大力推动。

不过,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接受小编专访时说,执政党对政党协商的重视,一方面给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打了强心剂,另一方面,也让民主党派人士确确实实真切地感受到了“本领恐慌”。

“老阵地”与“主战场”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端是怎样的?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留居上海的部分文化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人士。

比如马叙伦,五四运动时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后来出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第一任部长。赵朴初老先生,当年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后来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民进成立之初只有40多人,如今,民进已发展成为有15万多会员的参政党。我们的会员遍布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科技、经济、医药卫生等领域,会员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70%以上来自教育界。

基于这样的组成结构,民进的参政议政有何特色?

教育自然是我们参政议政最主要的关注领域。我们始终关注我国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先后为《教师法》《职业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的制订和实施提出建议,率先提出恢复建立教师节。

可以说,教育文化出版领域既是我们参政议政的“老阵地”,也是“主战场”。

民进十一大(2012年12月)以来,我们先后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提出促进教育优先发展、加强职业技能教育、妥善处理高中债务、解决城镇义务教育资源不足等建议;持续报送了“关于构建以省为主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教育减负”“加强政府间交换留学人员工作”“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和加强推广”和“建设创新文化,推动创新发展”等23份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并被逐步推进落实。

乡村教师问题有战略性意义

在围绕教育文化的建议建言中,能否具体介绍一两项?

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乡村教师问题的持续建言。

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薄弱环节在乡村。我国有一半以上的学龄儿童在农村,农村基础教育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整体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因此,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有战略性意义。

近年来,围绕农村教育和教育均衡发展,我们开展了两次大调研,发现不仅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就是在一省之内,一县之内,特别是西部县域内,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也很突出。

比如说,我陪同严隽琪主席调研乡村教育时,看到不少村小的老师白发苍苍,很多课程都开不了,有的学校十多年没进过新老师。我们既为广大乡村教师不计名利的付出和默默无闻的奉献感动落泪,更为广大乡村孩子落后的受教育状况焦急忧虑。

看到这样的困境,民进中央提出了怎样的建议?效果如何?

2013年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我们提交了《关于强化省级统筹、校地联盟,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的提案》和《关于提升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和效益的提案》。

2014年,我们开展了对基层教师待遇问题的专题调研,汇集了全国10个省市100个县的状况,提交了《关于提高农村教师待遇的提案》和《关于在城镇化进程中办好农村教育的提案》。

2015年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我们又作了《让老少边穷岛地区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和《让农村教师安心从教》的大会发言,提交了《关于进一步调整我国农村教师编制的提案》。

最终,推动了国务院《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的出台。

我们提出的提升乡村教师待遇、依法保障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等建议,在《计划》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特别是“专门培养具有本地户籍的本土化乡村教师”和“专门制定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办法”等建议,在《计划》中得到了直接体现。

教育也要供给侧改革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民进中央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如何理解教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的教育服务体系日趋健全,但还不能提供高质量、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服务。

比如,目前我国职业技能人才严重匮缺。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19%,高技能人才数量还不足5%。我国进城务工人员中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30%,缺乏职业技能已成为影响他们融入城市、成为新型产业工人的重要障碍。但是,通过培训获得新技能的需求又很难得到满足。

再比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留学的需求和消费在不断增加。2014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45.98万人,同比增长近5万人。2014年7月至2015年2月,在美国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增长23.4%,其中接受高中教育的留学生增长50%。2014年,中国留学生在境外消费近2000亿元。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国内教育还不够满意,希望孩子摆脱应试教育的“折磨”。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刚才提到的两个问题,具体有何解决方案?

第一个问题,目前来说,各类职业培训多采取短期集中、脱产走读、统一授课、集中管理等方式,难以针对人员分散、行业分布广、需求层次多的进城务工群体,提供灵活多样的培训。

我们建议,可参考教育培训机构的连锁经营模式,由职业院校在进城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区域,开设集中教学点,采用夜校或周末教学的方式进行职业培训;由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出资,结合园区的产业与企业的需求设计培训课程;鼓励企业为培训提供学习场地、实训场地和技术人员,等等。只有盘活中职教育资源,才能让职业教育成为成人进步的推动器和社会流动的润滑剂。

第二个问题,我们建议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高中和大学教育多样化发展。包括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消除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玻璃门”、提高教育投融资便捷性等等,努力把高端教育需求和消费留在国内。

规范通用语言文字的表述和使用

2016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开始实施,民进为此作了哪些贡献?

新修订的法律中,第十二条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这一条款修改的背后,包含着民进中央持续多年的建言。

从2011年开始,民进中央就开始持续向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建言,建议加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表述和推广使用。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015年3月,民进中央向全国政协大会提出修改《教育法》第十二条的建议。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教育法》的决定。

2011年的建言是基于怎样的背景?为什么要修改教育法?

2011年,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同心·彩虹”少数民族中小学校长培训班。当时有学员提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问题。

我们感觉到,这绝不是一个词汇的使用问题,并由此开始关注规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问题,认为需要高度重视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表述和推广使用。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的确发现了不少问题。

比如,相关法律中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表述不一致。比如,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与2000年颁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表述就不一致。

再比如,在对外教育和文化交流中,有时会不恰当地用“汉语”代替“中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十条,不适当地将对外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简化为汉语教学。实际上,普通话的内涵要比汉语窄得多,但媒体上把汉语与普通话混淆甚至等同的现象十分常见。

所以我们提出建议,要尽快修订《教育法》;要明确双语教学中的“双语”是指“民族语言和普通话”;在外交、教育和文化等国际交流领域,要坚持推广“中文”。

克服“本领恐慌”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有多种方式,就你个人的经历来说,是怎样的体验?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方式多样,一般是通过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建议、议案、提案和社情民意工作,最终在全国两会上亮相达到“高潮”。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民主党派的意见可以通过“直通车”的方式直送中央领导。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方式,也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与政府部门对口联系、报送社情民意,也是常见的方式。

作为民进中央副主席,我多次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党外人士协商会、座谈会。这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党外人士的尊重信任。

每年参加五六次高层协商,可以说压力不小。因为每个党派的发言,也是一次“策问”,一次“考试”。要提出一个执政党和政府部门没想到或者没有解决方案的事情是很难的。现在,我们有15万会员,但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专业人士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他们也在做调研建言。

比如,2015年7月的座谈会,我们从年初开始准备,一开始准备了20点建议,最后精简到4点。我们觉得质量很好,信心满满,但中共中央的政策突然出台了。我们想到的建议,执政党已经施行了。这是好事情,但我们就得立即改题目。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政党协商为七种政治协商形式之首,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也提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你们怎样理解执政党对于政党协商的重视?

这样的顶层设计,无疑给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热情打了“强心剂”。但是,地位愈高,责任就愈重。民主党派人士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本领恐慌”。

对执政者和决策者,民主党派主要起辅助和咨询作用。我们的建言献策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碎片化”“空心化”“套路化”问题,参政议政的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

比如说,如何避免重复?虽然各民主党派都有重点关注的领域,比如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和相关专家学者构成,教育文化出版领域则是民进的“老阵地”和“主战场”。但时移世易,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重大变化,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工作中不断“开疆拓土”,“界别”的概念因此变得相对模糊。

另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也还存在先天不足,因为党派成员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专业工作,难以抽出大量时间专门从事相关问题的对策性研究。即使是作为工作机构和参政议政生力军的专门委员会,也是由兼职成员承担主要工作。

严隽琪主席要求我们有“双岗建功”的能力。事实上,很多专业研究,往前再走一步就可以成为参政议政的成果。原来只是学术性的成果,如果更多结合社会性和政策性,就可能成为参政议政的好成果。(文/陈融雪,本文采访时间为2016年。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