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归侨将军曾生:散尽家产打游击
发布时间:2017-10-31
来源:《南方》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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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抗战7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编组受阅的英模部队中,华南游击队赫然在列。提到华南游击队,就不能不提闻名中外的东江纵队。作为共产党在广东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东江纵队立下过赫赫战功,而这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归侨将军曾生。

人物档案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0月,遵照党的指示,从香港回到坪山组建抗日武装。1943年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家纵队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交通部部长等职。

他是一名归侨将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文学院,一天军校都没上过,在1955年新中国授衔的将帅中显得颇为独特;他领导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影响力极大的队伍,抗战结束时作为华南区的指定代表,与华北区的聂荣臻、华东区的陈毅、鄂豫两省的李先念,分别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他就是东江纵队司令员——开国少将曾生。对于这个名字,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可能感到陌生,但老一辈的革命家却无人不晓。

时代早就翻开了新的篇章。但是回顾华南抗日的烽火岁月,曾生和他带领的东江纵队的故事,永远也不会过时。记者探访了曾生的后代,追忆那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学生时代,他就是“抗日热血青年”

1928年,18岁的曾生从澳大利亚悉尼商学院中专部毕业,跟随身为华侨工人的父亲回到家乡,即今天的深圳市坪山新区。

“在海外的几年,父亲开阔了眼界。报效祖国的志愿,就在那时形成了。”曾生的长子曾世平解释说。

1929年9月考入中山大学附中后,曾生曾经被莫名其妙地抓进了监狱。曾生在狱中才弄清楚,原来是在军阀派系斗争中,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抓捕异己人士的房东,而错将只是房客的他也抓进去了。

“恰恰是这次‘冤案’,让父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曾世平说,在监狱里,曾生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由此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这次坐牢,实际上是给了我一次最好的革命启蒙教育。”曾生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出狱后,曾生升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就读,并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很多轰动一时的革命活动。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立即轰动起来。曾生带领学生、市民2万余人游行示威,愤怒的游行队伍涌入了压制学生抗日的教育厅,将办公室捣得七零八落,最后还砸了教育厅的牌子。

该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关注。1948年,毛泽东主席曾经对首次见面的曾生说:“你们砸了不准抗日的教育厅,打得好!”

然而,这一事件却激怒了当时统治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这不是造反吗?学生既然今天敢打教育厅,明天就敢打我的总司令部!”随后,陈济棠开展了血腥镇压,派兵搜捕广州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

曾世平告诉记者,1936年初,曾生被学校停止学籍,只得离开广州,到香港的英国昌盛轮船公司当“走钟仔”(哪个房客的电铃响了,就去问需要什么服务)。在香港,他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发展海员工人运动,包括筹办“余闲乐社”组织爱国海员,宣传抗日并募捐钱物,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等等。直到当年9月陈济棠垮台后,曾生才得以回到中山大学继续读书,并继续领导着香港的海员工人运动。

开创东江纵队,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上惠阳大亚湾,大举入侵华南,直逼广州,惠广战役随即打响。

就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香港土瓜湾召集曾生和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等同志,研究回东江组织抗日武装。当时曾、吴两人都争相希望回去。“父亲提出了他的理由,自己是东江地区客家人,语言通、地形熟,有群众基础,开展斗争最为有利。”曾生最小的儿子曾凯平告诉记者,廖承志觉得有道理,遂同意了曾生的请求。

10天后,28岁的曾生与香港市委的周伯明等人一起,赶回深圳坪山,开始组织中共惠宝工委和抗日游击队的活动。

当游击总队在曾氏祠堂刚成立时,队员仅仅几十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军饷。怎么办?曾生便与族人商量,将祠堂的五支土枪和两门土炮、六个土礼炮拿过来,充当最初的抗日武器。

游击队不仅缺少武器,更缺乏粮食。

曾生的侄子曾马权回忆说,他亲眼看到曾生带人回来磨自家的谷子,“然后煮一顿‘油盐饭’吃了,每人带一袋米走了”。经济最困难时,为了给部队配药,曾生将家里仅剩的三亩田地全部卖给了德辉药房。原本殷实的曾家,失去了最后的生活来源。为此他的母亲哭了三天三夜,但并没有阻止他。“后来奶奶一直跟着父亲生活,父亲也非常孝顺,这也跟奶奶深明大义有关。”曾凯平说。

在曾生的努力下,东江纵队队伍逐渐壮大,后来达到了上万人数的规模。由于祖国受到日本的侵略,上千名爱国华侨子弟和港澳青年纷纷回国参加游击队,极大地促进了游击队的发展。

“父亲从学生时代开始闹革命,在军事上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往后的军事指挥,都是在战斗实践中学习并逐渐成长的。”曾凯平说。

在此期间,曾生率队转战东江两岸,在敌我力量悬殊之下,频频打击日军气势;后来挺进粤北山区,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一批爱国人士随时面临被逮捕的危险。在中央的指示下,曾生开展了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前后营救了800多名在港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撤离到后方安全地区……

1943年,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也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当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公开宣布,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命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由曾生担任司令员。

东江纵队的发展态势和抗日战绩,获得了当时中央的高度肯定。

194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而曾生和东江纵队的名字,也出现在《朱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信》中,作为华南区的指定代表,与华北区的聂荣臻、华东区的陈毅、鄂豫两省的李先念,分别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由此可以看出其在抗战中的地位。

一生忠于党,解放后为工作费尽心力

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曾凯平最小,跟随父亲生活的时间最长,但平时能见到父亲的机会并不多。解放后,从广东军区到抗美援朝,从南海舰队再回到广东……由于工作繁忙,曾生跟家人见面机会很少。

即使曾生回到广州担任市长,家人也往往难得跟他见上一面。“父亲职务很多,市长、外办主任、政法委书记甚至建委主任一肩挑,工作太忙,每天都工作很晚才回来。”曾凯平说。

在子女的印象中,父亲生性乐观、活跃,性情豪迈。但曾世平发现,1960年担任广州市市长才几个月的父亲,头发就刷刷地往下掉。“那段时间父亲特别辛苦,用脑过度,人们戏称他为‘光头市长’。”曾世平说,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广交会配套建设等,让曾生费尽了心力。

1979年,曾生从交通部副部长晋升为部长。自半年前开始,曾生还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并推荐老部下袁庚担任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的日常工作。就是这个时候,招商局开始在蛇口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炮,从此成为了中国开启新时代的一个地标。

蛇口工业区创建之初,引来了不少非议。曾生力排众议,三次下蛇口调查研究,支持袁庚创业。“没有曾生的知人善任和支持,蛇口工业区未必能有后来的飞速发展。”深圳客家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罗洪晋感慨地说。

而曾凯平对父亲这一生最大的印象,还是他对党强烈的热爱。

从学生时代起,曾生就有着强烈的愿望,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广东的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广东找不到党组织的曾生,还到香港通过海员关系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但由于王明的极左路线,上海海员里的组织关系也断了。直到1936年后,广东慢慢恢复党组织,曾生才与党取得联系。

当年10月,刚刚回到中山大学复学的曾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是我人生道路上最重大的选择,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在《曾生回忆录》中,他道出对共产党的热爱和党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在往后的岁月里,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曾生都牢记一个信念——一切服从党的领导,始终坚定对党的信念。

除此之外,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