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对西北民族工作的重要贡献
发布时间:2017-08-0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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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民族团结、慎重稳进等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地区实际出发,积极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政议政,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使西北广大地区在短短三年内就实现安定团结,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畜牧业,为进一步开展西北地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习仲勋;民族工作;西北五省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仲勋作为一个从回汉杂居的陕甘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老西北”,在其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极为重视民族工作。特别是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主持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期间,把做好民族工作作为西北地区的最大实际问题,模范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平等和团结等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地区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大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积极参加政权建设,扎扎实实地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使西北广大地区在短短三年内就基本实现安定团结,迅速恢复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为进一步开展西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由于第一书记和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军务繁忙,特别是彭德怀在1950年春赴京参加中央会议和赴朝作战后,习仲勋就主持领导了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这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辖区包括陕、甘、宁、青、新和西安市,拥有339万平方公里土地,占全国国土面积1/3强。在全地区5省1市中有4个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在2300余万人口中约700万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族信奉不同宗教,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又很不相同,加之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和帝国主义外来势力挑拨等原因,使这些民族与汉族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历史隔阂。如何在西北广大地区民族问题极为复杂的形势下,尽快实现安定团结,消除民族隔阂,建立起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成为摆在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面前比其他大区更为需要急迫解决的严峻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就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工作,这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清醒地认识到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复杂性,在各种会议上多次指出:“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习仲勋:《在西北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1950年6月29日);习仲勋:《关于传达三中全会的报告》(1950年7月1日)。)。他向各级干部反复强调:“西北这个地方是几十种民族合作的大家庭,在西北服务和生活上是必须注意这个民族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任何人离开了这个东西就要犯错误”,“如搞不好,就要亡头,就会被杀掉。”(《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36页。)他把是否做好民族工作看作关系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时时处处提醒各级干部处理一切问题都要看是否影响民族团结,“均须根据民族特点及注意民族情感办事”。并且必须首先要照顾少数民族,“只有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不平等’的准备,结果才会达到平等”。他说:“各少数民族发展历史不同,阶级关系不同,民族情感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党的政策只有结合这些具体情况,才能把事情办好”。(《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48、117页。)

因此,西北局成立伊始,就把民族工作放在西北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首要的和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949年11月中旬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必须广泛宣传并坚决执行《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民族平等政策,准备经过长期艰苦工作,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各民族人民间互助友爱合作的新关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兰州扩大会议决议》(1949年11月)。)。为了贯彻这一施政目标,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习仲勋注意吸收各民族代表人士参加各级政权工作。他和西北局在协商各省政府人事配备问题时,特别注意“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照顾当地人数较少的民族。民族杂居地区应有少数民族的人充任县长或副县长”(《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51页。)。他并提出如甘肃省临夏的回族人士马惇靖和马鸿宾可分别参加宁夏省或甘肃省政府的工作,马鸿宾可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考虑西北军政委员会人选时,同样根据照顾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等原则,吸收回族马鸿宾、马辅臣、杨静仁,维吾尔族赛福鼎、包尔汉,蒙古族白海风,藏族喜饶嘉措等少数民族人士为委员。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机构中还设立同财经、文教委员会并列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有关事务。在各地区和市县也都吸收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士参加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这些少数民族人士熟悉民族情况,在少数民族中有相当影响和联系,吸收他们参加政权工作,有利于消除各民族间存在的历史隔阂,加强各民族间的沟通联系。

少数民族人士参加各级政权,为做好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但更重要的还是使他们实实在在地参政议政,调动他们参加政权建设的积极性,以真正建立起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为此,习仲勋和西北局重点抓了每半年召开一次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如1950年7月上旬召开的第二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除军政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外,还特别邀请各界知名人士34人,各民族代表及各部门、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136人,特约旁听者160人,“各少数民族人士将占正式参加会议人数一半以上”(《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54页。),“这种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为西北历来所没有,因此会议的情绪也显得更为紧张热烈”(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1950年7月29日)。)。会议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肯定前一段工作成绩基础上,着重检讨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彭德怀、习仲勋以及西北各省、各部领导人在会议报告中,都主动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检讨和自我批评,对今后“准备解决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瞭、研究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地交换意见,充分协商而后决定”。习仲勋“善于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张,获得大家的真诚拥护,而将大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习仲勋在会前党内讲话中就特别提出,要防止在和少数民族与民主人士共事中,不认真同人家一块讨论工作、研究问题,而只是叫人家同意、签名的做法。他强调:“要做到实际的真正的团结,首要一条就是使人家能够愿意讲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必须采取诚恳谦虚的态度,检讨工作既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既要讲好的,也要讲坏的;正确估量和实事求是,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要“有负责精神,重言诺,能办到的才说能办到”。(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1950年7月7日)。)

习仲勋务实的工作作风,会上和衷共济、集思广益的热烈氛围,深深地感染了参会人员。正如委员中有些老先生所说的:“有的意见大都讲出来了,有些人会前存在的一些疑虑也消释了,一致反映认为会议开得很民主,问题解决的很具体,领导人虚心诚恳。有的人说:‘七天会议顶上几个月学校’”(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1950年7月29日)。)。特别是各不同民族委员间充分表现了互相尊重与团结友爱精神,凡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特别重视各少数民族委员的意见。如有不同意见,经分组、大会反复研究协商才决定。这就促使各民族间的互相信任在逐步增长,隔阂在逐步消除。

像这样的会议,在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先后共举行了六次。每次会议都邀请各民族、各界、各民主党派人士列席,人数是委员数的两倍到三倍。经过这种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会议形式,使各方面的人体验到真正参与政事,并由此得到教育,没有一个人不在进步,并且进步很大很快。(习仲勋关于西北局三月份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习仲勋的这一做法,并转发各大区书记参考。

除此之外,习仲勋和西北局还在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外,单独召开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如第二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之后,根据会上少数民族委员反映的情况,为了具体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习仲勋很快就直接领导召开了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委员会议。这次会议有各民族委员27人出席,各民族列席者75人,西安各机关干部及民主人士列席者75人。习仲勋在会议期间多次接见各民族委员和人士,几次莅会讲话。他在开幕讲话中指出:西北各民族现在已由过去相互仇杀的历史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历史,我们应该珍爱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历史的开端。但这只是我们民族工作上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希望各位委员用认真负责的精神来讨论各民族人民的重大问题,慎重稳步地推进各民族人民的建设事业。这次会议检讨西北解放以来的民族工作,确定了西北今后民族工作的方针、步骤和任务,使到会各民族人士和干部对今后如何开展民族工作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会议对重大问题采取“有计划的个别深谈方式,多则谈过七八次”,基本消除了与会者各种疑虑,“敢于大胆发言,积极提议案”,“对区域自治,联合政权,宗教等主要政策大体上都得到比较明确的一致认识”。(汪锋关于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情况给西北局并中央统战部的情况汇报(1950年8月8日)。)7月27日,习仲勋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再次强调民族团结问题,指出:由各民族的人士来商讨各民族的大事,是解决各民族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民族团结是一切之本,希望到会的各民族人士把西北各民族的事业办好。

这次会议实际上带有西北各民族代表会议的性质,奠定了以后开展西北民族工作的基础。在习仲勋领导西北工作期间,先后共召开了三次这样的会议。参加1952年春召开的第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全体委员,还列席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习仲勋对这次会议总结指出:“这次会议范围更扩大了,牧区各部落都有人来,情绪都很积极。”习仲勋每次都在百忙中到会讲话,并同与会委员们进行长谈。他在日常领导部署全面工作时,经常对民族工作作出指示,并要求民委协同各业务部门进行有关民族工作的检查,使军政委员会有关的决定落到实处。1952年秋,就在他调中央工作前,还要求西北各省市委和地委“在民族杂居地区,认真检查一次民族政策执行的情况,订出切实改进办法”(西北局给甘肃省委并新疆分局、各省(市)委地委并报中央电(1952年9月4日)。)。后来中央把西北局的这一决定转发西南和中南局,并指示:“盼西南、中南两中央局亦通知所属有关党委以同样严肃认真的精神检查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0页。),从而促成全国进行了一次民族工作的大检查。

重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

习仲勋和西北局在领导西北民族工作中,十分重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因为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干部还没有培养起来,而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习惯,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还有极大影响及信仰。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这些上层,正如习仲勋所分析指出的:“一年来,各民族广大人民有很大的进步,他们拥护人民政府,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和解放军,那个情绪是很高的,这是他们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宗教和封建的影响在人民中间还很大。正因为存在这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就必须采取团结上层、争取下层的方针”,“而只有争取上层,团结上层,才能更好地便于我们争取下层。”因此,“团结各民族的领袖人物、宗教界重要人物、牧区的部落头人、知识分子,在目前时期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74、119页。)

这是习仲勋在西北少数民族工作实践中取得的切身经验,通过团结上层人士,才能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不通过他们就不能和群众见面。他对西北各级干部一再强调说:在民族地区进行一切工作都应主动地团结上层分子,稳住他们,然后争取在阻力较小较少的条件下进行群众工作。为此,习仲勋和西北局除在组织上适当安置在各地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外,也非常重视同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建立密切的个人友谊。这一时期,他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职务。由于他谦逊宽厚、坦诚相待、热情爽朗的个性,同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往频繁,给他们讲形势,谈工作,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建立起了长期的友谊。如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古的阿拉善旗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震武和马腾霭,甘肃的马鸿宾、黄正清,还有十世班禅等。“他们都是在习书记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10—311页。)这对促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安定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尤其在西北剿匪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甘肃中部的西吉、海原、固原和隆德4个县,是回、汉民族的聚居地,数百年来民族纠纷不断。1950年春爆发的平凉叛乱被平息后,以马国瑗为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由于对开展的土改和镇反运动不满,而受国民党特务分子煽动和欺骗,网罗数百名地主、恶霸、惯匪和国民党军政人员,以道堂、寺院为基地,打着“保回保教”旗号,叫嚣“前方细菌战(指朝鲜战争),后方斧头干!”于1952年4月再掀暴乱,裹胁群众上万人攻打区乡政府和西吉等县城,暴乱先后波及4个县的66个乡,干部、军队和群众伤亡近2000人。

叛乱发生后,习仲勋立即指示平凉分区地委及专署负责人深入各县具体领导剿匪工作,并再次派出西北军政委员会慰问团赶赴各县慰问在叛乱中受伤害的回汉族群众,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和群众大会,“讲明平息匪乱的各项政策与有关救济、医疗的原则,以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等”,(西北军政委员会平凉专区慰问团工作报告(1952年5月29日)。)并迅速发放救济款,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针对剿匪部队已在军事上击溃武装叛乱主力,只有匪首马国瑗等带着少数土匪在暗中分散流窜活动;少数阿訇及地主秘密召开会议,制造谣言,许多回族群众说“大爷再有口唤,还不得不去”的形势,习仲勋强调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作用,彻底消除匪患。他在几十年后提到这一事件时还说:单凭武的办法不行,“还是由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组织代表团去出面和平解决。我们绝不要低估党外朋友的作用。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对待他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爱国的朋友去交,他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甘肃有个大教主叫马震武,他一句话可以煽动回族群众起来叛乱,一句话也可以把这个叛乱平息下去。他能起到我们一个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为此,习仲勋亲自赶到兰州,耐心细致地向马震武讲解党的政策,讲清对叛乱的民族上层分子,只看现在,不问过去,只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宽大处理。之后,马震武同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即孤身闯入西吉滩,用党的宽大政策招降了马国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至此,西吉叛乱始告平息”(《孙作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6页。)。7月30日,马震武给习仲勋写信,汇报了他到西吉后招降马国瑗及其他匪首的情况。

此外,习仲勋还争取了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对于甘青一带的剿匪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并同他建立起几十年的友谊。黄正清是甘肃夏河县拉卜楞寺的藏族保安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1949年8月率部起义。之后,他在同中共西北局领导人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等交往中,进一步在工作中相知。这使他对比国民党长官的盛气凌人和他所受到的凌辱,感到“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满口陕西乡音的习仲勋,颇使黄正清深切感觉到一种格外亲切的大西北乡情。习仲勋在工作中总是对他热情鼓励,他可以随时到习仲勋那里汇报工作或请示问题。每当一件大的任务来临,习仲勋总要当面向他征求意见,并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全面考虑到,鼓励他大胆工作。黄正清把习仲勋看作“藏胞心目中的亲人”,习仲勋调到中央工作后,两人仍然保持了深厚的友谊。

西北甘青川边界一带,历来是土匪出没的重灾区。自朝鲜战争爆发后,潜藏在青海、宁夏等地的原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的反动军官马良、马元祥等多人,陆续聚集到这一带的阿木企河等藏族部落地区,企图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把这一地区建成所谓“陆上台湾”,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国民党台湾当局还分别委任马良、马元祥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103路司令”和“第102路司令”,并在该地区空投特务和武器弹药10多次。至1952年4月中旬,他们已纠集反动武装千余人,包围区政府,煽动藏民部落进行叛乱。由于这些叛乱位于藏族地区,许多部落头人受土匪收买和欺骗,对人民政府怀有很大疑忌和戒备,且这些地区地域辽阔,多林多草原,利于匪特活动。因此,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首先组织甘南藏区访问团,由黄正清任总团长,广泛进行宣传和政治争取工作。当时,党内有些人担心起用黄正清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习仲勋不赞同这种意见,提出要对黄正清给予充分信任。在访问团临行前,他关切又充满信心地对黄正清说:“你是总团长,任务繁重,相信你会圆满完成任务的!希望你大胆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随时给我打招呼。”在习仲勋的鼓励下,黄正清“按照习书记交待的办法”,深入甘南藏区各地,在头人、宗教人士和广大群众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多做团结教育工作”,使大部分藏族部落疏远了马良和马元祥。(《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5页。)在此基础上,习仲勋和西北局、西北军区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实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进剿马良、马元祥股匪的工作。这时,黄正清又出任“甘青剿匪指挥部”第三副司令员。临行前,习仲勋送给他一支勃克小手枪,告诉他:“带上它好护身,组织相信你能完成任务。”习仲勋并预见到台湾国民党特务可能对黄正清的拉拢,叮嘱他如何处理的办法,这使黄正清以后在藏区遇到这个问题时,从内心感谢习仲勋的关怀,大大增强了他工作的信心。到1953年5月,马良和马元祥股匪被全部歼灭。

收服青海昂拉部落的千户项谦,更是习仲勋这一方面工作的得意之笔。昂拉部落是藏族的一支,居住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贵德县尖扎滩地区(今尖扎县)。其时辖区内有8个庄子,7座喇嘛寺院,约8000余人。这里西、北有黄河峡谷天险,东、南被高山环绕,易守难攻。项谦是这个部落的第12代千户,刚解放时他还同人民政府有联系。1950年秋,他受贵德、化隆等地匪特及马步芳残部的挑唆,组织“反共救国军”第2军,自任军长,经常武装侵扰邻县人民政府和群众,甚至公然袭击人民解放军。他以为自己拥有2000余人的武装,地形又十分有利,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奈何他不得。藏族宗教界领袖班禅和喜饶嘉措曾两次写信和派人争取他,都没有效果,青海省委和军区领导人对争取项谦失去了耐心。

1951年9月1日和7日,青海省委和西北军区分别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致电请示,主张用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项谦问题。习仲勋经过研究和分析形势后,不同意这样做。他和西北局多次电示青海省委,要求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发动藏族人士给项谦写信,加强政治争取工作。但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坚持军事进剿的意见,习仲勋认真研究考虑后,严肃指示他们要首先做好政治进攻工作。他提醒青海省委要防止急躁情绪,要考虑对庞大藏区的影响问题。他冷静地分析指出:我们对牧区藏族各部工作,并非已经做好了,说我们已经站稳脚也似乎过早,不但川康甘青边境藏区许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们也还有不少未曾走进去。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令流窜所产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诸多不好影响,给以后工作增加许多困难。他提出在严格警惕防范、积极准备进剿之外,从以上方面再加考虑十分必要。如果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项谦等即使嚣张一下,恰恰使他们更加孤立。习仲勋和西北局并把这些意见报请中央核示。(西北局关于做好争取昂拉千户问题给青海省委的复示(1951年9月30日)。)

但是,青海省委仍然坚持原来的想法,10月5日再次致电西北局要求军事进剿。习仲勋拿到电报后立即给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打电话,指示说:“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同时,他又把青海省委和西北局的前后4封电报一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央完全同意习仲勋的意见,并指示:“中央同意西北局9月30日及10月7日复电。望青海省委即与喜饶嘉措等商定适当条件。第一步先将紧张局面缓和下来”(中共中央关于对青海昂拉部落斗争方针问题的指示(1951年10月13日)。)。遵照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青海省委即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和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及许多藏族部落头人等到昂拉,多次与项谦谈判,但项谦仍一意孤行。延至1952年春,事态发展日益严重,军事进剿的时机成熟。这时,习仲勋和西北局审时度势,同意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于4月下旬进行军事进剿的意见,并上报中央。他还周密设想了进剿之后的影响和部署了进剿时应该注意做好的工作:(1)在剿土匪名义下去打,对项谦等昂拉部落上层人士的财产一概不动;(2)在进剿同时召集各族各方面人士开协商会议,说明我们多次争取经过和进一步解释政策;(3)进剿前后,要做好当地周围群众工作和争取上层的工作,争取以前几次去昂拉谈判的头人随军进去工作。西北局请示进剿青海昂拉匪部的电报(1952年4月11日)。习仲勋和西北局又于22日和25日两次致电青海省委,叮嘱做好各方面工作,强调在进剿中仍应力争项谦与其他特务土匪分化,“只要项谦到时能转守中立,就力争他中立”,目前继续积极经过多方面进行政治争取,不可放松(西北局复进剿昂拉决定稿(1952年4月25日)。)。这就为后来成功争取项谦归来打下思想基础。

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进剿昂拉匪部的战斗于5月2日清晨六点半按计划打响,4个小时的战斗将各路匪徒基本击溃,项谦带少数人逃入尖扎西南70里的深山密林。青海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成立昂拉区安置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贯彻党的宽大政策,释放被俘匪首。省人民政府向尖扎地区拨发救济款和救济粮,抽调一批医疗、文教、贸易、民族等干部组成工作队,带着大量布匹、食盐、茶叶、药品、电影及藏文宣传品,前往昂拉部落慰问,还为2000多藏族群众医伤治病,包括给卧病在床的项谦之母治好了疾病。在军事进剿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习仲勋和西北局继续要求青海省委坚持争取项谦归来的方针。他们从争取更多的藏族头领和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的角度考虑,在分析尖扎地区工委和青海省委几个报告后,认为争取项谦工作的力度还不够,当即指示: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地表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洛区工作和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都很有益,应当不动摇地耐心坚持这条方针(西北局关于争取项谦问题的指示(1952年7月14日)。)。

经过多方努力,在党和政府政策的感召下,项谦终于回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诚。这时正在新疆的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又指示青海省委:“项谦已经争取回来,这对安定藏区秩序及开展藏区工作均有重大意义,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顾虑”,“项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喜饶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见项谦。”(习仲勋致西北局转张仲良电(1952年7月17日)。)青海省委切实执行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指示,终于感动了项谦,使他解除了顾虑。7月31日,项谦到达西宁,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和副主席张仲良的接见。8月5日,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商讨尖扎地区工作。项谦在会上发表感想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宽心,毫无顾虑了!”同时,他在《青海日报》撰文:“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动,从而认识了匪徒们的真正面貌,便下决心回头请罪,不再跟匪徒作危害人民的事情。”青海省人民政府委任项谦继续担任昂拉千户。几天之后,习仲勋在兰州接见了项谦,向他重申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勉励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做好建设尖扎区的各项工作。项谦一直牢记着习仲勋的鼓励,努力工作,历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等,直到1959年去世。

30多年后,习仲勋在与胞弟习仲凯谈话时,还提到当年争取项谦归来的往事。他说:那时张仲良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项谦是游牧部落的头人,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的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要用5个团的兵力来解决问题,我说5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是八九次。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与习仲凯的谈话记录(1984年4月6日)。)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努力下,到1952年底和次年初,西北各地发生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西北历史上从没有消除过的匪患基本肃清,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为土改和各项社会改革以及经济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

慎重稳进,不照搬汉族地区的社会改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社会任务,就是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各项任务,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扫清道路。然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同汉族地区很不相同。他们在多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下,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生产生活方式各异,与内地汉族社会发展存在显著差距。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指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要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习仲勋模范地、创造性地坚决执行这一方针,积极稳妥地领导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在稳定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或为后来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各项社会改革中,最主要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农牧区制度的改革。这一时期,习仲勋亲自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由25人组成的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他遵照中央安排并以自己20多年在西北进行土地革命的经验为基础,把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分为三期:首先在1950年冬和次年春基本完成陕西等汉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其次在此基础上,在1951年冬和次年春在甘肃等有相当少数民族的地区进行改革;最后再抽调大批已积累一定经验、对民族问题认识深刻的土改工作干部,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分期进行土改。习仲勋还亲自深入甘肃、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参加这些地区召开的土改会议,进行周密思考和精心部署。他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问题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特点,向各级干部详细指示:“在民族团结基础上去进行土改。它包含五个方面的意思。第一,要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第二,要有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第三,要由其本民族群众为主去向少数民族地主进行斗争;第四,要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第五,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习仲勋文选》,第209页。)其中他特别强调第五点,指出:必须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各族上层领袖人物和各教派中的一切赞成土改的人士,才能使农民声势更加壮大,地主阶级更加孤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工作报告(1952年3月)。)。

为此,习仲勋提出了“联合封建反封建”的著名观点,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赏。所谓“联合封建反封建”,就是先做好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然后再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他说,民族地区的改革,毫无疑问是要通过当地民族大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和当地民族干部参加;但由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上层,“联合这一部分封建势力来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可以说是那里的矛盾的特殊性”。这就要求对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宽大的让步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士出来赞助土改,“这一部分封建用赞助土改或不反对土改,来换取我们‘改得和平些’,以及在宗教方面,在关系他们自身某些方面来换取我们的某种妥协。我们呢,就用‘和平些’和某些必要的妥协,去换取发动群众的较好条件,保存一部分封建,搞掉大部分封建。不换是什么也得不着的。一切可以争取来帮助土改(至少不反对土改)的力量,都务必争取联合过来。用各种办法,如开代表会、座谈会、组织参观土改成果等,讲明政策,给以出路,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和宗教方面的人物出来赞助土改,至少保持中立”。(《习仲勋文选》,第209页。)这是他从甘肃、宁夏、青海各地土改中总结出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也是能够顺利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土改的根本原因。

习仲勋在领导少数民族地区土改中,特别强调要注意工作方法。他在实践中注意不断总结经验,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两年来摸到一条可贵经验,就是保持谨慎,稳步前进。任何疏忽大意或鲁莽蛮干,就必然出乱子”,“这就要求方针对头,步骤走对,如果方针是对的而步骤走乱了,也同样会发生问题”(《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115、81页。)。他深有体会地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方法,还要靠我们继续创造,因为我们过去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一套。西北在全国来说,接触民族工作最早,比较起来经验还多一些,但这些经验在今天的情况下,就差得太远了。”(《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78页。)他强调:“领导上必须不为群众一时的表现(特别是少数积极分子的过激意见)所迷惑,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回族地区,‘男女一齐发动’的口号不要提,宗教问题不要干涉。”(《习仲勋文选》,第210页。)他特别注意历史上回、汉冲突最尖锐的甘肃临夏地区的土改,强调这里“一定要和其他地区的做法有所区别”,在工作的步骤和方法上要更加谨慎,更加细致,一切均按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办法上可组织回民中上层人物回去参加领导;政策上可以对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妥善加以照顾。凡不抗拒土地改革的地主,一律放宽对待,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甚至不妨带点和平分地的味道。这样分地时,似乎和平一点,而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农民势力也就盛了”。(习仲勋关于西北局三月份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4月10日)。)他派出1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前往临夏地区帮助工作,使其“土改进行得比较顺利,取得很好成果”(《习仲勋革命生涯》,第186页。)。

习仲勋在1951年底视察青海部分地区的土改工作时,了解到塔尔寺周围的农牧民群众不愿意进行土改。一位年长者说:塔尔寺周围几千藏族同胞把生产收获的麦草供寺院烧锅做饭,土改后,地分到每家每户,寺院就没有办法解决烧火做饭问题,请求不要进行土改。习仲勋经过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并经西北局讨论研究后作出决定:凡是寺院辖区的农牧民暂不实行土地改革,清真寺、拱北、道堂土地暂时一律不动。这使广大僧众非常感激,青海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习仲勋革命生涯》,第304页。)习仲勋还要求进行土改的西北各省对各民族、各教派的领袖人物,要排出名单,在土改中予以适当保护。他说:“凡我们合作了的人,就力争长期同他合作下去,丢掉一个合作了的人比之原来未曾团结那一个人的不良影响还大。”(《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113页。)甘肃省在土改中保护了马辅臣、马全钦等人,从而使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得以稳妥顺利地进行。

在此过程中,习仲勋还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纠正了新疆地区在牧区实行同汉族地区一样改革的急躁倾向。本来西北局对牧区改革是坚持慎重稳进方针,“在开展牧区工作的步骤上,是首先抓紧安定秩序,开展医疗、贸易工作,培养干部三项基本任务”,“极力避免牧区震动”(习仲勋在中共新疆省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7月15日)。)。但有些领导干部在各项工作胜利进行的情况下,提出把牧区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同时进行,消灭封建游牧制度、组织畜牧合作社集体经营和不经过分散土地的个体经济阶段而直接以村或乡为合作生产单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互助组共同经营。这就打乱了西北局的土改工作安排,造成牧区社会秩序的混乱,许多牧民甚至逃往苏联境内。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很快纠正这种倾向,制定了西北局在牧区改革工作中的正确政策。他向各级干部详细阐释占牧区畜牧业百分之六七十的牧主经济的性质,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其政治上的残酷压榨牧民是封建的,其对畜牧业的经营方法则是带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我们的政策,是逐步取消牧主在政治上的封建特权,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改善牧工生活,但又坚决保护其牧主经济,并鼓励其发展,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牧主阶级一般是联合对象,而不是打击的对象。他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把宗教和封建制度混同起来加以反对的倾向,依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分析,着重说明不能把宗教当作封建制度的组成部分,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他号召汉族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在工作中切实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础。做好少数民族工作,除了争取民族上层人士以外,还要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的基本群众,这是其重要基础。习仲勋从长期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把各民族的工作搞好,全赖各民族的广大群众”。随着西北各项工作的开展,“各民族间在过去许多带有骚乱性的纠纷现在停止了,全西北的情况稳定了,全西北的工作架子搭起来了,建立了西北各民族间新的合作关系”,这就奠定了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基础。习仲勋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联系,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他认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广泛争取和安置,但对下层群众则需要多从经济上想办法。“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时间也长,并且绝不能放松。”(《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36、63、58、59页。)毛泽东肯定了他的这一意见。

为了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群众工作,习仲勋于1951年3月领导召开西北统战民族工作会议,讨论研究做好少数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他总结一年多来的民族工作,根据少数民族群众绝大多数依靠畜牧业为生,牧民有病得不到医治的实际情况,重点提出:我们要给少数民族群众看病,派医疗队,深入到人民里边去做群众工作。不仅给人看病而且要给牲口看,要使他们人旺,牛羊也旺。再一个就是做生意,搞贸易,实行公平交易。“总之,看病做生意,这是我们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最重要的群众工作,也就是我们目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形象地向干部们强调:“六〇六、盘尼西林、羊毛,就是那里的政治工作。把牧区群众的病治好,政府的影响就会扩大,群众就会发动起来,这样实际上就减弱了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影响。”(《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75、76页。)

基于这种考量,习仲勋投入极大的精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畜牧业生产。畜牧业是西北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牧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半数以上。但在旧中国,政府多年来不重视畜牧业,西北畜牧业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前近10年,仅青海省牲畜数量就减少了40%,宁夏的马则减少了70%,牛和骆驼减少了约50%。(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关于一九五〇年工作总结及五一年的方针与任务(1951年)。)然而,西北地区一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就在西北各级政府机关里设立专管畜牧事业的机构。在1950年7月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少数民族委员达理扎雅等曾提出发展畜牧事业的提案。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这一提案并作出饬请畜牧部办理的有关决议。会后,习仲勋以西北军政委员会名义下文,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办理这一提案。畜牧部根据这一提案,在甘肃、青海和新疆等地设立兽疫防治站和种畜场,组织兽疫巡回防治队等。(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关于呈复前奉提案及决议本年实施情形请鉴核由(1951年2月4日)。)

1951年初,西北军政委员会又召开西北地区第一次畜牧兽医会议,历时十几天。这次会议总结了1950年畜牧业方面的工作,分析了西北畜牧业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和任务。习仲勋亲自参加这次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着重指出发展畜牧业的重要意义。他说:关于这样的会议在西北来讲是第一次,过去从来没有政府把畜牧业专门开会来研究。西北有好几个民族和广大的人民都是以畜牧业为生,因此要发展西北人民的经济,必须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同时,注重发展畜牧业,如果忽视这个问题就等于在政治上犯严重的错误。所以,人民政府要把畜牧业列为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项。我们就是要人旺畜旺,“人财两旺”。现在西北的人口、牲畜都不旺,死亡率也很大。今天我们人要活得健康,减少死亡;牲畜也是一样要达到“槽头兴旺”“牛羊成群”。他说:人民政府最大的一项政治工作就是给老百姓做一些事情,怎样养羊、怎样养鸡、怎样看牛、怎样使羊多生产羊羔,今天的政府机关就是做这些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实际、最大、最有意义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政治任务。我们要为老百姓在一些事情上多打算,使人民财富增加,人民的生活就可以逐渐改善。像青海的藏民最感兴趣的是羊毛,收购他们的羊毛,换回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就欢迎你,这是个政治问题,也就是群众问题。

习仲勋仔细研究西北的畜牧兽医预防机构分布图,发现西北的畜牧兽医预防机构还是很少。于是他提出:要在西北牧区的大部分地区建立这种机构,要对牧区的马、羊、骆驼等各种情况十分了解和熟悉,1951年的任务就是调查研究,在同实际工作相结合的过程中来摸清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制订周密切实的计划。他还提出要建立西北兽医协会的群众组织,吸收群众中间的中兽医等更多的人加入协会,以为农牧民更好地服务,促进西北畜牧工作的开展。

这些政策很快就在青海、陕西、宁夏等地出现的大面积口蹄疫中发挥了作用。习仲勋亲自部署,立即成立“西北口蹄疫防治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西北口蹄疫的防治工作,并以他和彭德怀、张治中的名义,发出《西北军政委员会关于防治口蹄疫的紧急指示》,要求西北各省必须重视这一工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对口蹄疫的认识和警惕,划分疫区实施封锁管制等。之后,他多次督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畜牧业中存在的问题。1952年6月初,他主持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75次行政会议,再次研究加强畜牧工作的有关问题。

由于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各级政府的重视,西北的畜牧管理工作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机构,大力培训各级业务技术人员,“加强了群众性的生产保育和防疫工作,号召管理草原,划区轮牧,延迟放牧,储备冬草和修筑土围风障”。陕、甘、宁、青4省成立了县、区、乡保畜委员会1399个,村保畜小组7241个,有草原的许多地区划片成立了草原管理委员会,把劳动模范、种畜户、中兽医、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改善饲养管理。“截至1951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及部分估计推算,全区役畜已达915万余头,较1950年增加13.59%,超过战前(1937年)水平1.83%;共有绵羊和山羊2499万余只,较1950年增加6.61%”。到1952年上半年,全西北畜牧业又有新的发展。“在群众生产情绪高涨,积极改进畜牧管理饲养情况下,部分草原已经停止破坏,停止了牲畜大批死亡的现象。例如宁夏全省今春因乏饿而死的羊只仅1880余只,仅及上年的千分之六点五。”(西北区畜牧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一九五二年下半年的工作任务(1952年6月3日)。)牧区经济也随着畜产品增多而日渐繁荣,完全改变了牧民以往饥寒交迫的穷苦日子。如新疆省乌恰县居住在帕米尔高原边缘的柯尔克孜族的牧民,在解放后的两年多中,牲畜从8万多头发展到近16万头,每个帐篷的牧民都添置了新衣,吃上面粉,因此他们流行着这样的歌曲:“毛主席啊,您的眼睛看到了帕米尔高原,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一年,您带给我们的是‘人畜两旺’,我们报答您的是‘爱国增产’!”(西北两年半的畜牧兽医工作总结(1952年)。)

此外,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还大力开展牧区的贸易工作,“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力量,发展兄弟民族地区的贸易”(《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89页。),在甘、宁、青、新4省陆续建立贸易专业机构211个,先后组织约650个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他们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不能剥削人家,也不能只做到平等互利。由于过去对不起人家,今后就应该多补贴,多支出一些,让少数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周恩来对西北地区民族工作的几点意见(1950年6月26日)。)的原则,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比较低的价格大量输入茶、布等生活日用必需品,使工农牧产品的交换比率起了极大变化。如新疆的小麦换卡叽布的比率,1951年比1949年提高到400%,“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宁夏蒙旗今年五月统计驼毛换小麦的比率,较解放前增加了38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2斤驼毛,就可以换得一身单衣,出售20斤驼毛,就可以换取一人全年所需的食粮”。西宁的藏族群众在解放前,用100斤羊毛换1块砖茶;解放后,群众用同样多的羊毛可以换回15块砖茶。这就极大地争取了群众,各族人民歌颂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经过党和国家以及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在政治经济上一系列的工作,西北地区民族工作同全国一样,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初步成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但由于长期历史发展的原因,要真正消除各民族间的隔阂、猜忌和不信任心理,使各民族真正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还必须继续长期有计划地帮助各少数民族提高和发展文化教育水平。正如习仲勋所强调:“努力使各兄弟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逐渐地赶上内地。这是民族平等团结确实的保证”。在实际工作中,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在财政预算中拨出相当经费在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中、小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他说:“各民族的文化,要共同发展,要互相交流,特别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维吾尔族的文化、蒙族的文化、藏族的文化、回族的文化,以及很多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应该帮助他们发展。少数民族也应该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来充实自己民族的文化。这叫共同发展,互相发展,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98页。)为此,西北军政委员会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促进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迅速发展。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还多次组织慰问团,到新疆、果洛、甘南、平凉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慰问,放映电影,实行免费巡回医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都感到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诚意帮助他们的,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如青海贺日副千户拉加说:“过去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国有家,更不知道什么是祖国,解放以后,才认识了我们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可爱的祖国。”

长河落日,雄关漫道。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大西北,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到1952年9月习仲勋调中央工作离开西北时,西北五省初步实现了各民族团结互助、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的良好局面。正如不久后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的:“三年来,西北民族工作成绩很大,各民族间的团结更加亲密了,特别是今年以来,由于正确贯彻了中央民族政策,而顺利地解决了新疆问题,甘肃平凉西吉事件、阿木企河事件,特别是青海昂拉武装叛乱,因而大大丰富了民族工作的经验。甘、青藏区今年也都派去访问团、工作团,做了很大的争取团结的工作,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安定下来了。”(《习仲勋文选》,第240页。)1954年,中央统战部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指出:“凡是正确地认识到民族问题在国家建设事业与当地政治生活中的严重意义,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地区,就能够获得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互相信任与合作,民族工作就有很大的成绩”(《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9页。)。习仲勋主持领导的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辖区显然属于这一类地区。他以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宽厚真诚的个人品格,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西北少数民族大团结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作者王双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北京100017)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