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三位重要人物
发布时间:2017-08-09
来源:《世纪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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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北平,这座千年文明古都得到和平解放。北平之所以能够和平解放,一方面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囿于所处形势,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审时度势;另一方面在他作出最重要抉择关键时刻,他的同事、同乡、部属纷纷伸出友谊之手,耐心劝导,热诚相助。特别是他的女儿傅冬、老师刘厚同、挚友邓宝珊更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女傅冬,耐心劝父

傅冬,又名傅冬菊,是傅作义的长女。抗日战争时期,傅冬在重庆南开高级中学读书时,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参加了学校读书会中的秘密组织。这个组织的不少成员是国民党高层人士的子女,他们曾因弄到一些很有价值的情报,引起周恩来的重视。这增加了他们的责任感,开始进行有意识的革命活动。傅冬在父亲来重庆时,经常向他讲国民党的丑闻,讲共产党团结抗日,还把一些进步书刊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向谨慎小心的傅作义,在自己的女儿面前也是默默少言,对什么事情都不表明态度。不过,女儿的言行,会在他头脑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傅冬的大学生活是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度过的。西南联大活跃的政治空气,使她的进步思想得到发展,在大学参加了民先组织。傅冬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大公报》当记者,在这里参加了共产党。由于比较活跃,身份逐渐暴露,1948年冬,她到了北平。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稳住她的父亲,不让他跑掉。同时,还要做她父亲的工作,劝他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傅冬的直接领导是中共北平地下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崔月犁。

傅冬到北平后,尽量在生活上多照顾父亲,经常给他做一些家乡菜;白天呆在父亲的办公室,利用一切机会做他的工作,劝他不要跟蒋介石走,要注意当时的形势,考虑自己的前途。傅冬对父亲谈话的内容,都是地下党负责人口授的。傅冬的脑子很好,几乎能一字不漏地将他们的话记下来,回家后说给父亲。傅作义只听不说。时间一长,傅冬的言行引起父亲的怀疑,多次追问她是不是参加了共产党?她一口否认,说自己还不够格。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接近尾声,国民党军队的败势如秋风扫落叶,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被撤职查办。傅作义联想到张学良、杨虎城遭软禁的下场,感到不能再盲目追随蒋介石,要考虑走另外的路了。这时,社会上的和平空气甚浓,一些人向傅作义进言和平。傅作义决定给毛泽东发一电报,呼吁和平,提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北平谈判。考虑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万一走漏了风声,蒋介石会以“叛国罪”将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因此,要找一个绝对可靠的人办。想来想去,还是自己的女儿最可靠,傅作义就将电报内容口授给傅冬,由傅冬转告王汉斌,然后由地下电台发出。电报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的答复。据分析,可能是中共认为傅作义的条件太高:既要停战,保存实力;又要成立联合政府,与共产党平分秋色。

不过,傅作义在陷入绝境前,想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向共产党靠拢,这总是件好事。

不久,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接到上级指示,可与傅作义谈判。这可能是对上面那封电报的回应。为了慎重,地下党决定先由傅冬试探一下她父亲的态度,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傅冬向他父亲转达了中共的意图。傅作义怕是国民党特务设的圈套,一再追问傅冬是不是真的共产党?是不是毛泽东派来的?他确信是真的共产党后,表示愿意谈判。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包围了张家口,将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围困于新保安。不久,天津也被包围,北平已是一座孤城。傅作义欲战无兵,欲守无力,欲逃无路。在女儿傅冬等人的一再劝说下,傅作义决定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谈判。由于双方条件相距太大,未能达成协议。

12月22日,傅作义的三十五军被歼灭,军长郭景云自杀,这对傅作义是致命的打击。他整日不说话,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不断唉声叹气,特别爱发脾气,还想自行解除兵权,去南京请罪,听候处理,甚至想自杀。傅冬每天都将父亲的言谈举止、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写在小纸条上,利用晚上去舅舅家住的机会,交给党组织,用秘密电台发出。她自己脱不开身时,就叫未婚夫把情报及时送出去。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第二天早晨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聂荣臻多次说: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傅冬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

傅作义在三十五军被歼、下决心再次同解放军谈判前,思想斗争非常激烈,脑子里有一连串问题:和谈算不算投降?过去积极反共,现在讲和怎么向部下交待?谈成后能否得到共产党的宽恕?等等。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其中傅冬做的工作最多。她劝导父亲:如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住这座古都,对人民有利,这是正义行动;如抵抗到底,只能为蒋介石殉葬,既对不起北平的200万市民,也对不起自己的几十万官兵。傅作义听从了女儿等的劝告,于1949年1月初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虽未达成协议,但傅冬耐心劝父之功不可没。

北平解放后,傅冬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不公正对待。解放前,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帮助不少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此时却说她把大量国民党特务介绍到解放区。批斗中,还要她承认解放前领导她的地下党员都是国民党特务。她不怕威逼,坚持不说假话。造反派说她不老实,三次送她去干校劳动。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她得了一场大病,差一点送命。傅冬并不后悔,认为20年前自己选择的路是对的。她说,如果历史能够重演,她还要选择跟共产党走这条路。

老师刘厚同,举足轻重

刘厚同(刘后同),辛亥革命老前辈,有一定军事眼光,有才学,著有《孙子注释》一书,曾任甘肃省军政部长兼招讨使。刘厚同当旅长时,傅作义是其部队的一个连长。后来,傅作义招兵买马,势力不断扩大,刘厚同长期做他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为傅作义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傅作义言听计从,对刘厚同十分信任,尊称刘厚同为“老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把刘厚同从天津接到北平,任总参议,同傅作义共商军政大计。

基于上述情况,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曾在解放区工作过的刘厚同的女儿向他致意,希望他多做傅作义的工作,促使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刘厚同表示一定尽力去做。

刘厚同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才到北平时,他主张傅作义通电全国,华北首先实现和平,促使全国和平,然后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刘厚同认为,这样做既能高举和平的旗帜,又能保存实力和地盘。傅作义很欣赏这个主张,前面提到的傅作义通过女儿发给毛泽东的那封电报,就是希冀实现这个主张的具体行动。在解放军进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反动统治就要土崩瓦解,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提出这种主张,只能是幻想。

随着形势的发展,傅作义日益陷入困境,被迫开始与中共谈判。对谈判傅作义顾虑重重,怕处很多:一怕控制不了北平的中央军;二怕蒋介石轰炸北平;三怕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四怕被人说成叛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积极做傅作义的工作,一再申明只要他走和平之路,就是立了大功,共产党决不会亏待他。刘厚同针对傅作义怕被人说是“叛逆”的顾虑,以古人为例开导他。刘厚同说:汤与武王是桀、纣的臣子,他们诛灭桀、纣,后人不仅不责备他们是叛逆,反而赞美他们的行动是义举。“忠”应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某个人。国事糟成现在这个样子,人民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你能顺应历史的发展,实现和平,人民一定会欢迎你的,谁还说你是叛逆?刘厚同的一席话,说得傅作义点头称是。

1948年12月上中旬,傅作义的10个师被歼,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等于宣告傅系军事集团的完结。傅作义极度悲观,他对刘厚同说:“老师,我的政治生命算完了。”刘厚同则说:“你旧的政治生命完结了,新的政治生命却开始了。现在,你应该认清形势,下定决心,走和平谈判的道路。”刘厚同说:目前平、津已陷重围,你想南下也出不去了。张家口已被共军占领,你要西去绥远,也不可能了。时至今日,只有当机立断,顺乎民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有前途。刘厚同还说:我想只要和谈成功,北平免遭战火破坏,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就是大得人心的事。共产党会守信义的,你我肯定有光明前途。再说,这是唯一的出路了。

对刘厚同的劝导,傅作义白天接受了,晚上又变卦了。刘厚同气愤地对傅作义说:你非要把日月之光弄成萤火之明。在此关键时刻,你再踌躇不决,就要走入绝路。年近70岁的刘厚同急得病倒了,以至一目失明。刘厚同对朋友说:“同智者谋而与愚者决。”一气之下,要回天津养病去,不再管傅作义的事。经中共地下党员和朋友们的一再劝解、挽留,刘厚同才答应留下来,继续做傅作义的工作。

经过刘厚同等的一再劝导,傅作义决定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虽达成了一些协议,但由于傅作义此时还未完全陷于绝境,仍抱有幻想,故迟迟没在协议上签字。

到1949年1月上旬,解放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攻击,对北平的包围也越缩越紧,北平已成一座死城。傅作义如再不下决心和谈,解放军就要采取行动了。傅作义的亲信、部属焦急万状,束手无策,都来找刘厚同出主意、想办法。刘厚同说,你们没经过大事,我经过的大事可多啦。根据现在的情况,只有一条路,就是和谈。你们要力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不能再犹豫了,否则将后悔莫及。刘厚同也找到傅作义,对他说:你以前两次派出的代表,不论是资历、地位、威望,还是和你的关系,都不够格,都不足以作为你的代表。现在你要派一名副总司令,作为你的全权代表,与解放军谈判。傅作义的好友、东北军著名将领马占山,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傅作义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派飞机把在包头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接到北平,代表他与解放军进行第三次谈判。

事实说明,刘厚同是促使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挚友邓宝珊,诚心促和

邓宝珊,名瑜,甘肃省天水县人。早年在新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伊犁起义,后在陕西讨伐袁世凯称帝,响应护法运动。邓宝珊先后任冯玉祥的国民军师长、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任二十二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1948年,邓宝珊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与傅作义的关系很深,有金兰之交。邓宝珊与中共也有良好关系。大革命时期,邓宝珊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中共的创建者李大钊等有过交往;邓宝珊营救、资助过遇险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驻军陕北,与八路军建立了友邻关系,曾多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朱德等交情颇深。这些情况说明,邓宝珊完全可以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是与中共进行谈判的最理想的人选。

邓宝珊到达北平后,马占山以为邓宝珊洗尘为名,举行家宴,邀请傅作义作陪。席间,三人推心置腹,直抒己见。邓、马帮助傅分析形势,阐明利害,指出应走的路。可谓挚友赠诤言,诚心促和平。傅作义请邓宝珊即日出城与解放军谈判。邓宝珊说:不行,这不是草率的事,你要考虑几天再说。邓宝珊这样做,是要做些调查研究,同时更深入地做傅作义的工作,坚定他的信心,这样和谈才有把握。

此时,傅作义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最担心、顾虑最大的是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北平城里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和傅作义的部队为十与一之比,傅怕蒋的部队闹事,自己控制不了局势;二是故宫城墙内藏了数万吨黄色炸药,傅作义怕军统特务搞破坏,后果不堪设想;三是傅作义被列为战争罪犯后,怕共产党跟他算总帐。

针对傅作义的担心和顾虑,邓宝珊经过多方了解和深入分析后认为:北平的民心、军心渴望和平,厌恶战争,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同时,傅作义的部队控制了北平的制高点———景山;很多要害部位和城门也是傅作义的部队把守。北平基本上由傅作义的部队控制,估计蒋系部队和特务不敢捣乱,不会出什么大问题。邓宝珊还对傅作义说:人民解放军是真心要和平的,对北平长期围而不打,就说明了他们的诚意。只要你下决心和平解决,其它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

邓宝珊到北平后,为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四处奔波,终日操劳,每天差不多都要午夜两三点才能休息。其部下说:邓先生每天异常忙碌,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体重已减轻,面容也显露睡眠不足。

邓宝珊为促使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北平的报纸把邓宝珊称为傅作义的一把“钥匙”,中共中央军委则视邓宝珊为傅作义的“灵魂”。

到1949年1月中旬,天津即将解放,在北平解放军已逼近了朝阳门、永定门、西直门、德胜门。此时,傅作义已山穷水尽,完全陷于绝境,乃下定决心和谈,遂以邓宝珊为全权代表,于13日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第三次谈判。

邓宝珊到达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驻地后,会晤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解放军方面对谈判的原则是:给傅作义留一个加强团,担负其警卫任务,其余部队均撤出北平,开到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整训,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珊将这个原则电告傅作义。傅作义此时已别无出路,只有表示同意这个原则。15日上午举行正式谈判,进展比较顺利,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初步协议》。主要内容有:关于军队改编的原则和方法,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行政、文教、卫生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绥远问题待以后解决等。1月16日,双方在《初步协议》上签字,邓宝珊返回北平。此后,双方又经过多次磋商,达成了正式协议。1月21日,傅作义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上签字。从22日起,国民党部队开始撤出北平,31日撤退完毕。同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接管防务。至此,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这座千年文明古都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开始谱写她的新篇章。

邓宝珊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人民的热情赞扬,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全国解放后,国家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他长期担任甘肃省省长,尽职守,政绩卓著,人民称赞他是“好省长”。“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宝珊在兰州受到冲击。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动乱中,邓宝珊仍真诚信赖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不幸病逝,终年74岁。(吕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