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我与君同性情”
——何香凝与柳亚子的交往
发布时间:2017-06-13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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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与柳亚子是两位著名的民革前辈,他们几十年交往密切,留下了很多故事,在诗画合作上,何香凝的许多画件上留下了柳亚子的题诗,“何画柳题”的固定合作模式突显了两人间的深厚友谊。何香凝1931年绘就的巨幅《松菊》,柳亚子非常重视,用少有的小楷题写了350字的长诗,历述何香凝半生的革命经历和艺术生涯,其中有句曰:“过江名士多于鲫,唯君杰出群流中……文章有道交有神,唯我与君同性情……劲质孤芳世已稀,愿君善保坚贞身。”颂扬何香凝的“杰出群流”,得意于彼此间的“同性情”,期待她所具有的世间稀少的“坚贞”不屈的铮铮铁骨一直保持下去,就是其中的典型范例!

爱国迫切之情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他从“医人”转向“医国”,面对“中国积弱,至今极矣”的状况,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学说既是民主革命的政纲,也是国家近代化的构想。廖仲恺、何香凝夫妇都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和最忠实的战友,是国民党杰出的左派代表,比廖仲恺年轻10岁的柳亚子对他们极为推崇。后来何香凝与柳亚子保持密切交往,不仅政治立场一致,而且时常诗画往返、唱和,为振兴中华民族而携手奋斗了几十年。他们面对民族危机时,都具有救国救民的强烈诉求,他们的结交与共同奋进,与其说是个人间的仰慕,不如说是相似灵魂的共鸣,即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强烈民族主义、爱国救国迫切的爱国主义思想。

柳亚子与廖仲恺、何香凝的结识与南社有关,他们都是新南社的成员。1923年10月14日,柳亚子发起组织新南社,提倡民众文学,宣传新文化、鼓吹三民主义的新思潮,“社章”规定每年举行两次雅集,上半年是5月5日“双五”节,纪念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下半年是10月10日“双十节”,纪念武昌起义成功。新南社的成员大多是国民党员,就像1909年成立南社时许多成员都是同盟会员一样,以文学团体之名却有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有前后一贯的内在关联,“南社始终抱革命宗旨者也,服从孙大总统先生,兼信仰其三民主义。社中人物,以国民党为中坚。”但是,南社社友有一千一百人以上,“南社的内容,实在是很复杂的。”

廖仲恺是国民党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与夫人何香凝一起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开始追随孙中山革命,是最早的同盟会员。1918年第一次护法失败后,他们追随孙中山到上海,廖仲恺受命与朱执信等创办刊物宣传孙文学说,至1921年孙中山返粤建立广东革命政权,他们又回到广东,廖仲恺主理财政,为孙中山所倚重,早为人们所熟知,而且他的国学造诣很深,擅长诗词。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谋划重振革命力量、巩固革命政权,国民党正焕发着新的革命精神。11月底,廖仲恺奉孙中山命自广东来到上海,负责筹组国民党上海临时执行委员会,并与北方各省支部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以完成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使命,在国民党员中声名远播。廖仲恺直到1924年1月4日才离沪返粤,除了12月初到杭州数天外,都留居上海,由柳亚子邀请加入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的新南社,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柳亚子在1924年写七律诗《送廖仲恺归粤,兼呈何香凝夫人》,表达了他对新结识这对夫妇的倾慕之情:“星云山斗望中遥,才识荆州便故交。早向天南称柱石,恰从海上送征轺。疮痍吴地来苏后,图象云台列宿高。一幅流民新粉本,闺中湘管待重描。”廖仲恺也为柳亚子题诗:“万里长江排闼入,画帘高卷秋阴,西风芦脍耐人寻。天涯呖遍,依旧故园心。笛声频唱江南好,却怜景物萧森。烽烟寂处漫登临。吴山楚水,霸气易消沉。”

同时期,因柳夫人郑佩宜在上海养病,柳亚子便陪夫人留在上海度岁,与友人创“岁寒社”,1923年岁末、次年年初共举办雅集七次。由于这样的契机,廖仲恺和何香凝在上海期间受邀参加了柳亚子等人的雅集,正式结识。按柳亚子的说法,正式相识应是在1923年12月下旬的岁寒社集文酒之会上,柳亚子在《自撰年谱》中说到,民国十二年,“与陈巢南创岁寒社,为文酒之会。廖仲恺、张溥泉、于右任……暨何香凝……诸女士皆与焉。”但他在《江楼第二图记》中又说到:民十三年(即1924年)元旦,岁寒社集上识惠阳廖先生仲恺、南海何夫人香凝。柳亚子自己为何有两种说法?应该是在上海期间,廖何参加岁寒社雅集不止一次,此后没有发现廖仲恺与柳亚子有其他直接来往的记载。廖仲恺到上海身负党务重任,专门从事革命活动和党务工作,应该没有打算专门参加文学社的活动,加上新南社也在1924年10月10日组织第三次雅集后停止了活动,廖仲恺更不幸于1925年8月20日遭暗杀牺牲。

但是,柳亚子却认为廖仲恺是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是属于“散文的”。十多年后他在答友人书中说:“先生说南社的缺点是诗的而不是散文的,南社的文学运动,自始至终,不曾走出浪漫主义一步,这话对极了。在此地,我们不能不想起世人所忽略的新南社来……其实,南社是诗的,新南社是散文的了。讲到文学运动,新南社好像已经是走出浪漫主义的范围了吧。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汪精卫;而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举出廖仲恺来。汪是诗的,廖则是散文的。所以我说,无论如何,新南社对于南社,总是后来居上的。倘若廖先生不死,也许近十年来中国政治的局面,不会是现在的局面吧!那时候,或者南社派的政治,可以变成新南社派的政治,也未可知。可惜廖先生的寿命太短促了,也和新南社一样,这是我向来的持论,先生也许会赞同吧!”因为,新南社的成立,以行将改组的中国国民党为依归,是“断不愿为时代落伍者”的旧南社部分朋友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部分朋友联合组织起来的,“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而廖仲恺是促成国民党改组、帮助孙中山发展三民主义、制定和执行三大政策的“第一功臣”,所以已超脱了“浪漫主义”诗的范围,而“属于散文”了!这也是柳亚子在政治上的追求,正如他在新南社社务结束后所赋、自喻为“代表作”的七绝《空言》中的诗句“能持正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思”!

廖仲恺被刺牺牲后,柳亚子立即与共产党员侯绍裘、宛希俨等致电何香凝慰问,希望她完成仲恺二十年未竟之功,在祭廖仲恺文中称赞他“容纳革新分子,淘汰落伍党员,树拥护农工阶级之旗帜,撞反抗国际资本之鼓钟”等种种功绩。后来,柳亚子多次撰诗文悼念廖仲恺、感怀他的功绩和品格。1935年,柳亚子为广州建立的廖仲恺纪念碑撰写碑文,盛赞他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襄助最力”,“孙先生既殁,先生遂以一身系革命前途之安危”。所以,1936年柳亚子总结南社前后十几年的历史时,由衷地说:新南社的代表人物,“我们却可以举出廖仲恺先生来”,就不足为奇了!

坐言起行都是开辟道路

《荀子·性恶》篇说:“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坐能言,起能行,意指言论必须切实可行,后比喻说了就做。在何香凝、柳亚子这些民革前辈那里,我以为他们的坐言与起行同样重要,因为他们很多都是文化人,以笔作枪。孙中山强调革命要宣传鼓动,始终把宣传鼓动作为组党、形成政党力量的重要革命工作。

生长在美国,华人遭受歧视的生活经历和所受的近代西方教育,使得廖仲恺对于祖国贫弱危急的命运,如何寻求根本性改革道路,有着痛切和急迫的感受。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纷纷赴日留学,“一时成为时尚”时,爱国迫切的廖仲恺,抱着“国家危险至此,我们岂能坐视?日本留学界朝气蓬勃,志士云集,我也想东渡求学”的动机。何香凝与廖仲恺婚后,深受其教育与启蒙,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日炽,在日本遇到孙中山、聆听孙中山的革命道理时,廖仲恺夫妇都非常激动,“一次见面,即为折服,廖仲恺夫妇遂终生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走上了追随孙中山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革命道路。

深深地植根于柳亚子心中的,也是同样的家国情怀和救国迫切的用心。沈荣法在《柳亚子传》序言中评价说:“从辛亥革命前到新中国成立的半个多世纪中,亚子先生以文学为武器,奋勇投身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长河中,他始终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人所敬仰的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1927年5月,柳亚子避难日本,住在“乐天庐”里却不乐天,国内政局动乱,时时牵动着诗人的故土忧思,牵挂故友安危,心急如焚。即使这样,他仍不忘寻找苏曼殊的足迹、收集史料、诗篇,阅读其译著,撰写大量重要文章,还给儿女授课,关注国内时局与革命文学的动态……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愤慨于国难当头、四海无家,1938-1940年过起了自称“活埋时代”的三年,虽坚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条”,但家国忧思终究使他沉不住气,以至“百病发生”。常抱“待死的决心和必死的勇气”,又以“倭寇的飞机大炮,能够打破香港。却不能打死柳亚子,我替他们想想,怕真是一件憾事”调侃自己。

从大革命失败后辞去国民党中央职务,到参与创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上参加新政协、建设新中国,前后22年,何香凝个人遭遇艰难顿挫、流离失所,她绘画谋生,却非常坚定而豁达,无论国民党政府当局持何种立场,她的立场始终不变;不论个人面临怎样的困境,她的立场始终不变;不论政治大局多么混沌不明的状况下,她都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坚守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她为民族、为人民计,为国泰民安的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始终不变,以至常常忽略个人所遭遇的种种颠沛流离。她说:“我们自从遇到孙先生,加入同盟会那时候起,我们便已把身家性命都交给革命了。几次破家,几次逃亡,几次遭难,只有增加勇气更下决心,绝不能使我们畏难退后的。”

何香凝与柳亚子,在实践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战斗历程中,政治立场一致,都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志同道合的战友。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多次共同讨蒋开展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和经亨颐,陈树人等在上海组织“寒之友社”,志同道合,一起作画寄情,抗议反动势力的黑暗,为抗日救亡救伤卖画筹款,无论在上海、在香港、在广西,他们都团结奋斗。中国传统文人,特别是赋有一定才情的艺术家,当个人遭受各种困境与现实挤压的时候,往往会产生归隐桃源、逍遥高蹈的出尘之思,但何香凝和柳亚子就算已愤而辞职,远离政治,不在乎个人的名位,而寄情于诗书画山水之中时,却仍然胸怀政治情怀,不忘政治使命,以救国迫切的政治抱负,不断地发出“鱼儿难捕民劳瘁,为问嬴秦何日休”的愤懑,并不时付诸行动。即使鉴于主、客观条件所限,一时难收实效,但是,他们爱国救国、纠正时弊的用心,始终灼然可见。“德不孤,必有邻”,在她们周围凝聚了大批“同性情”的爱国民主人士,团结一致,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共同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也成为毛泽东主席所称赞的“人中麟凤”。何香凝说:“我们献身革命,只在求我们民族解放,使中国人对内对外,都能得到自由平等,我们的存心,处事对人,自问俯仰无愧。”最后,何香凝、柳亚子与李济深、朱学范等人一起在香港发起、创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举起反蒋的旗帜、为建立新中国,一起作坚决的拼搏,于他们则是自然而然采取的行动了!

充满“战士的美学追求”

柳亚子既是革命战士,又是诗人、史学家,“作为爱国诗人和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是敢于坚持真理,爱憎分明的”,他信念坚定,“敢哭、敢笑、敢怒、敢骂”;何香凝既是革命家,也是著名画家,为了坚持政治信仰不仅辞职去国,而且无数次向南京当局谏诤,有“猛虎精神”“寒梅性格”之美誉,不媚权、不媚钱、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孙中山的“不肖之党徒为达到其利己目的”而采取反共、反苏、侵害工农利益时,就曾留下了“何香凝的顿足、柳亚子的鼓掌和彭泽民的号泣”这样的痛史!他们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走上救国迫切的革命道路,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革命宣传,或者吟诗、作画,从未停歇过,具有共同的精神特征。

柳亚子在被推为新南社社长时,自谦不通外国文学,不懂哲学又不懂科学,却对自己“奋斗的精神,和坚强不屈的意志”相当自信,希望社友能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种精神,以防被时代所淘汰。柳亚子在他的诗词中反复抒发中国人民统一江山、收复失地的强烈诉求,以自己的作品鼓舞抗日将士、唤起中国人民奋起杀敌、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情感,具有鲜明的“战士的美学追求”。何香凝在艺术上也具有“大气、硬朗”的特点,体现出“斗士”的性格,充满斗争精神,与柳亚子的诗词一样充满着“战士的美学追求”。

人类发展的历史总是不断地伴随着新旧交替,无论任何时代,在社会探索、形成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总会遭遇到多元价值的挑战,而何香凝和柳亚子却能在挑战中明辨、坚守,并且与时俱进地研判形势,进行新探索,始终立足于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他们的艺术人生和革命历程一样,最初出发点与最终归宿点都在于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价值追求,令后世怀念和敬仰!从何香凝和柳亚子的思想发展、人生历程和艺术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民革前辈们相似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同性情”,他们热爱人民,忠于革命,百折不挠,忠诚地继承和捍卫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事业。

正是居于这样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追求,自然在人生中有更多的交往,在艺术创作上也有着更多的共鸣与唱和。何香凝的许多画作上都留下了柳亚子的题跋,柳亚子为何香凝作题画诗共计六十多题、上百首,作为一种固定的合作模式被称为“何画柳题”。这种合作使作品的寓意更加深刻、明确,艺术效果得到强化和提升,高度契合,表现出他们共同的革命信仰和爱国情结。在柳亚子的《磨剑室诗词集》中收录记载了与何香凝一家有关的诗词达五十七首之多,而毛泽东1937年在致何香凝的信中,除了高度评价何香凝“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兴奋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之外,还以“人中麟凤”形容柳亚子,请何香凝转达他对柳亚子的敬意,这成为流传甚广的对柳亚子的高度评价。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女婿李少石先后被捕,柳亚子都全力奔走,不遗余力协助营救,在廖承志的保释担保书上具名签字。作为著名诗人,柳亚子对李少石的诗才赞赏有加,对廖梦醒也十分疼爱。所以,廖承志在1933年再次奔赴战场时留言柳亚子,拜托他有空帮忙去看看母亲,以“使她不至于身处孤岛”。1958年6月21日上午,廖承志前往探望病重的柳亚子,当晚7点20分,柳亚子溘然长逝。第二年6月,何香凝在《纪念柳亚子先生》一文中说道:“亚子先生是一位爱国诗人,他聪颖,有奇才。抗战以前,我和三位画家合作国画义卖筹款,亚子先生常常即席挥毫题诗,其中有很多是表白坚定的革命立场和讽刺反动派的。”“我和亚子先生深交三十多年,真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并再次引述柳亚子在她的松菊巨幅上所题的“文章有道交有神,唯我与君同性情”这两句诗,既是缅怀故友,也是强调彼此间的“同性情”。

(作者:蔡瑞燕 单位: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