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29日 星期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来源:《前线》 2016-10-20

自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这一概念很快成为全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词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这一概念很快成为全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词。这绝非偶然,因为它挠到了中国经济的“痒痒”,意味着宏观政策的重大调整,也反映了全社会对深化改革的热切期盼。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

  有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故意造新词,没有多大意义,其实不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一个新词,但供给、供给侧问题、供给管理并非新词。需求是自然存在的,供给是需要人为努力的,需求往往与政府政策相连,供给则与制度关系密切。将供给侧与改革连接在一起就具有了新的独特意义:从供给侧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即从政府政策主导经济增长转为市场制度主导经济发展;意味着发展模式的调整,即从规模速度型增长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意味着增长动力的转换,即从投资拉动转为创新驱动。这种体制、模式和动力的变化,其意义自不待言。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可能探出一条新路。放眼全球,各国仍在迷恋需求管理政策。美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直在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深陷其中。日本所谓“安倍经济学”其实就是印钞经济学,最近更是将利率降为负利率,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带来了新的麻烦。欧盟主要国家也是频繁运用发债、低利率、放宽信贷等需求管理政策。许多新兴经济体大多还没有摆脱“吃资源”的老套路,以致大宗商品价格一下跌就陷入困境。在此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若能尽快摆脱对需求管理政策的依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探出一条新路,不仅为中国经济走出低迷闯出新天地,而且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新贡献。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自信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每当经济增速下滑,我们大都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其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采取的需求管理政策尤为典型。客观说,以4万亿元为代表的需求管理政策达到了短期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容否定的是,也带来了实体经济产能过剩、以高房价为代表的资产价格泡沫等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用需求管理政策维持高增长并掩盖、拖延和累积问题,还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容忍暂时的经济增速下滑、面对并解决多年累积的存量问题、努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点?显然我们已选择了后者。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我们准备承受阵痛,壮士断腕、除旧布新,这是自信的表现,是有长远眼光的表现。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精准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除了全面深化改革外,我们还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保民生、建生态、反腐败等多重任务。在多重任务中,在各项改革中,针对当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有必要推进一些精准改革,即那些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能缓解当前紧迫问题和矛盾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精准改革,因为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化解高产能、高库存、高杠杆、高成本等存量矛盾,同时培育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丰富的经济学理论依据

  由于供给侧即生产侧,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技术、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是生产侧的重要内容,下面仅从生产要素这一个角度来看看其丰富的经济学理论支撑。

  从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理论绝非始自“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而是与整个经济学的成长相伴随。如重农学派就反对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恢复“自然秩序”,强调土地要素供给和农产品供给的重要性;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马克思论证了劳动对创造价值的核心作用等;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从供给侧分析经济发展的。如柯林·克拉克将技术知识的增进和规模报酬递增看作是决定经济进步(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哈罗德—多马模型”论证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舒尔茨等强调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意义;丹尼森、肯德里克、乔根森等人循着索洛的思路,通过经验实证分析发现“余值增长”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罗默论证了专业化知识(知识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论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等。

  制度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也多是从供给侧研究制度问题的。其实原因很简单:需求侧主要强调发挥政府政策的调控作用,强调解决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问题,而供给侧则强调发挥制度的作用,强调解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问题,因而制度经济学家或改革经济学家总是考虑如何改革制度,优化各主体的权利配置,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笔者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人本发展的理论。人本发展理论是由“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其中,满足人可说是需求侧的,其余都是供给侧的;依靠人是指依靠人的行为来实现经济发展,属于供给侧;制度、资源或生产要素、分工(对应着笔者提出的供给侧“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是影响人行为的三大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手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以下七大着力点:

  一是培育新主体。形成和培育新主体、提高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激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创新型企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企业的活力;培育创客和专业人才,提高专业素质;培育创新型区域,提高区域竞争力;提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的综合能力,激发其活力;建立一些国家创新平台或组织,提高其运行效率;建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提高政府管理和服务效率。同时,要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给。供给侧的要素投入不能只强调要素投入量的增加,还要强调要素的有效投入(指有需求、有回报的投入),否则会造成要素过度投入,引发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等。增加要素的有效供给包括增加劳动的有效供给、资本的有效供给、资源的有效供给、好环境的有效供给、企业家管理的有效供给、政府管理的有效供给等。比如,要解决人口和劳动力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以及提高劳动力就业率、提高劳动力素质的问题;要提高资金投入效率,优化投资结构,避免资金错误配置;要对土地和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等。

  三是推进制度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变革是经济发展“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中的根源性发动机,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途径。推进制度变革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各项改革,从供给侧来说,关键是要采取减管制、减垄断、减税收、减货币超发等行动。

  四是推进结构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结构优化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结构优化包括推进新型工业化、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国际化等。

  五是推进要素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素升级不同于要素投入,要素升级代表了生产要素“质的提高”,可以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推进要素升级包括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增长、推进信息化等。

  六是调整存量。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不能将存量问题解决,则增量也难以培育起来,故要加快推进存量调整。调整存量包括“六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或控风险)、“去超建”(指基础设施超前超大超量建设)、“去僵尸”、“去成本”(或降成本)等。要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对那些没有发展前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僵尸企业要坚决淘汰,对那些附加值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要加快调整,对那些环境恶化的区域不能再硬着头皮搞发展,而要对其功能进行调整,把人从这些区域中迁移出来。

  七是培育增量。培育增量主要是寻找新的动力,发展新的产业,开拓新的空间,形成新的模式。具体包括开发新技术、发展新产业、培育新业态、开发新区域、塑造新品牌、形成新模式等。要加速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加快发展附加值高、符合消费结构升级方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积极打造有发展活力、绿色低碳的区域。

  (作者: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