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5月29日 星期四

费孝通之所以成为费孝通
来源:社会科学报 2016-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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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认识费孝通?

  在当代多元文化的意境下,他在20世纪后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至理名言,显示了其思想和理论的巨大穿透力;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他渊源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告诉人们,一个学者思想的生命力和穿透力根植于民族的发展和民族的命运。

  费孝通的世界观

  他把个人选择纳入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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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是在20世纪30年代踏上学术研究征程的,这恰恰是近代国际上的各种经济、文化、社会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融合的年代。此时正是费孝通思想风格及理论与方法形成的时期,这些不能不在费孝通的思想中留下烙印。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东西方文化的讨论、思考和探索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实质就是人类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探索不断深入。追述五四运动以来关于东西方文化的探索,考虑处在人类进入全球化的新的历史阶段,处理东西文化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费孝通在晚年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他写道:“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他们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这种继续的背后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

  从中国社会及其文化背景仅仅对费孝通的学术研究行为做了一个方面的说明,另一个方面的说明必须从他生活的环境及变动中的社会中去寻找。

  五四运动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各种激化的社会矛盾,使蜕变中的中国社会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寻求中国的出路几乎成了每一个先进中国人的要求。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也唤起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他们在悲痛中冷静地思索着中国的未来和个人的前途。

  费孝通在五十年以后谈到这个问题时说:“1928年,我毕业于东吴附中……这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的一年,我当时在中学读书,跟着许多进步同学闹学生运动。北伐军进苏州后,我参加了当地民报副刊的编辑工作。革命的潮流激起了像我一样的许多青年的热情和憧憬。但昙花一现,革命失败了。许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还是不断地刺激我。学校里又发生了学潮,又有不少平时在一起的同学被开除或被迫转学了。我安不下心,坐不安了。我想,医生固然能治病,病源却不在个人而在社会,治病人得先治社会,学医既然先学生理,治社会者先学会社会学原理,这样,我才转学到燕大开始学社会学的。”

  20世纪后期,在与美国人类学家巴博德的谈话及许多场合,他都认为,1927年大革命是他一生经历的一件大事。大革命深深地影响了费孝通的世界观,可以这样说,这场革命是费孝通成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开始。从此,他和千千万万先进的中国人一道,转向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求索。

  从西方文化到中国问题

  “必须从全盘吸收西方文化转向对中国问题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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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始于1919年,完成于1927年。以反全盘西化为标志的新启蒙运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新启蒙运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了如何对待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化的讨论。

  胡适和陈序经代表了全盘西化派,潘光旦和吴景超则代表了反全盘西化派。“全盘西化派”和“反全盘西化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各国的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即承认不承认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点。

  这场争论中的反全盘西化派的主将之一潘光旦后来对费孝通影响甚大。19855月,费孝通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潘光旦是燕京和清华时期接触最多的教授之一,是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学术领域的”。当时燕大社会学系教授,如吴文藻、杨开道、许仕廉等人与清华教授,像陈达、吴景超、潘光旦等关系甚密,而他们中间的联系主要靠两系的学生,如费孝通,以及后来成为美国匹茨堡大学教授的杨庆堃,以及林耀华、黄迪,等等。

  费孝通的学士论文《亲近婚俗之研究》曾得到潘光旦的指导,可见,在入清华之前费孝通就与潘光旦有交往并受其影响。在清华期间,费孝通与潘光旦接触甚多,差不多“每个礼拜总有机会见面,交谈”,从中“看他们怎么生活,如何待人”。

  费孝通从潘光旦身上“不仅学到了做学问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的这一方面”。他说:“我深刻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事情。我相信这几位老师做学问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他们做人的精神支柱。”潘光旦以及其他教授使费孝通明白,搞社会学不是为了其他东西,就是为了使中国更好。

  如果说,“全盘西化”和“反全盘西化”的斗争打破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隐含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定:世界服从于一个统一的模式,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话,那么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学术上的论战则表明,中国社会科学已经开始从实际上研究中国的情况。

  这些论战对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他对这场争论中的方法及方法论问题持有不同态度。

  1937年初,在致郑安仑的信中,费孝通明确地批评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式”方法和利用外来理论套用中国社会的倾向,他写道:“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外来书籍文字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所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他们其实假定着文化到处都是相同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本身,在我们看来,就是需要加以事实证明的。而且这假定根本就抹煞了加以详细研究的必要。若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假定的话,不如先认为文化并不是到处都相同的,因为是不相同,所以我们推究它们不同的地方,而同时,亦不敢随意接受不是从本土事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这样我们可以不必和人家争论中国文化现象是否尚处在封建阶段或是半封建阶段,我们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实地详细它。”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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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费孝通在读了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经济区:公共水利系统发展》(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a HistoryAs River-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 for water control1936)后,认为冀朝鼎的社会史研究在方法上是有创造的,但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费孝通写道:“我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老实说,有一些十分反感”。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史的讨论在方法上是一种“配格子”式的,这种方法的特点如上所述是以国外理论作框架,将中国的情况套入,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

  伴随着对西方文化模式认识的反思,从实地研究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国实地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得到蓬勃发展。“到实地去”成为献身于社会研究人们的一个口号。

  费孝通和他的战友们认识到,“要使社会科学成为民族自救的手段,”“必须先根本上了解中国国家本身的内容,可若要了解我国社会的内容,非从社会调查入手不可。”如果说,在1935年以前,“到实地去”还是一句口号,那么从1935年起,这个口号在社会学社变成了实际行动。

  人们各自在自己的田野中做出了成绩:除了王同惠的《花蓝瑶社会组织》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外,林耀华写出了《金翼》,廖太初写出了《汶上县的私塾组织》。到达英伦后,费孝通依然与社会学社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止。费孝通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

  这个学术团体影响了费孝通,费孝通也给这个团体注入了生机,“他的继续不断的努力成了同人兴趣的中心”。社会学社誉他是“一只陷井压不死的活老虎,到处给人奇特和惊奇,他的能力是我们早已知道的,还有那看不见的能量,朋友们都敬重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费孝通和他所处的社会学共同体的意义。这个社会学共同体既影响了费孝通个人,也影响了社会学的发展,反之亦然。理解这个共同体的目标、气氛是理解费孝通思想风格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马林诺斯基将其称为“现代中国社会学派”。

  20世纪末年,在回顾自己几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时,费孝通说:“我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在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即用实证方法、通过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直接接触中吸取研究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进而按照自己的认识想方设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对于自己发展道路的理解。”这也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思想。他在2002年写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费孝通在民族危亡之际踏上学术探索的道路,紧紧贴近民族命运探索中国的出路。改革开放后,他将恢复中国社会学与国家改革开放密切结合,探索迈向人民的中国社会学。晚年,他关注国家发展与世界命运,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集学术思想与美好愿望于一体的具有时代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命题。这里,我们想起了宋代思想家张载的著名“四为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学者只有把自己的学术认识与民族和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才会使学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穿透力。

  今天,我们是站在不同的历史起点上研究费孝通这样一个在民族危难之时立志以学术探索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学者。眼下,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过去那样更加接近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与费孝通踏上学术研究征程初期比较,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学者也不是那代学者,但是,中国学者的使命却从来未曾改变过。

  (作者丁元竹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生平与著述

  费孝通(1910112-2005424),汉族,江苏吴江人,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28年入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中国。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52-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7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之一。

  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1979年,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

  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53月,他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86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三篇文章,影响深远。

  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90年代中后期,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并结集出版《费孝通文集》(16)

  20054242238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