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多些有益的“技术创新”少些无益的“模式创新”
发布时间:2017-08-29
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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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以来,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股创业创新的风潮。“双创”带动了大量就业,创造了许多原本未被开发的就业机会,也开创了许多新的经济形态,如共享经济、分享经济、“互联网+”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走向市场,也让普罗大众享受到了新科技、新发明带来的便捷实惠。创新型经济带给全社会更高的生活效率,更便捷的生活体验和更智能的生活服务成为全体社会的共同感受。

在创新型经济和互联网结合飞速发展的今天,全社会都享受到了新型经济带给人们的新体验,但是在享受现代便利生活的同时,我们也产生了些许疑问:这些“模式创新”更多的在于借助互联网减少了沟通的成本,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的缩短。归根到底,其是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发展起来的新业态。这样的“模式创新”的边界似乎与中央提倡的“创新”并不完全吻合。

“模式创新”门槛较低,易于模仿。一旦一种新的创新模式出现,便会有许多的模仿者和竞争者一拥而上,甚至将类似的创意刻意嫁接到别的产品上。比如,XX单车出现以来,全国已累计出现了30余种共享单车品牌并投入市场,有人戏称“现在共享单车的BP(商业计划书)最难的部分就是留给创业者的颜色不够了”。我们可以设想,这么多的共享单车品牌都要编写自己的APP程序、接入个人信息和充值系统、生产出数以百万计的单车、雇佣数以千计的维护人员。这些虽然可以解释为一个产业初期的自发竞争行为,也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像柔宇科技(制造柔性显示屏)这样依靠高新技术,研发和技术能力全球领先,能够独占一块细分市场,技术门槛高,复制难度大,坚持“技术创新”企业却是屈指可数。

一、“模式创新”存在的诸多问题

1、资源浪费问题

许多进行“模式创新”的新业态,虽然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和商业模式,但是是以牺牲公共资源或者公共安全为代价进行发展。共享单车的发展就是以单车大量占用街道的路面空间为代价,而外卖公司的骑手也因缺乏有效管理肆意侵占其他车辆和行人的路权。最近共享经济的新成果——共享充电宝引发了众多的讨论,有人认为这样随意连接到他人手机上的充电宝势必将带来信息风险和电子病毒传播等诸多问题。若深一层思考,假设这些短期内快速出现的新业态又在资金周期的动荡中迅速消亡,那么前期为其配套的产能和其吸收的人力资源必将重新得到释放,这也将造成社会的明显动荡。

2、合法合规问题

更有甚者,在一些传统来看见不得光的产业也披上创新或者互联网的光鲜外衣堂而皇之地亮相。上海某公司准备登陆新三板,却成为了“新三板讨债第一股”。其公开转让说明书上是如此陈述的:“主要通过招投标程序入围多家大型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外包供应商名单。公司合作银行或金融机构会不定期将逾期账户信息分批次通过专线传输渠道委托给公司,公司将其归整后导入催收系统,并按照地区和客户专案两个维度分配给各地分公司和各行专案组。”其主要的催收对象是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导出,这些是各金融机构的呆账客户并催收未果。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这些公民或机构的信息,是否合法取得?是否存在侵权的问题?去年年底,广州警方就对在催债业务中涉及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某资产管理公司(也号称“大数据”追债公司)进行了刑事强制措施,该公司在催收过程中采取的非法手段已经触及了刑事犯罪。二是催收行为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可以想象的到,这些客户并不是偶然的过失逾期或者是并不知道逾期不还款的法律后果,其拒不还款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那么即使是作为专业的催收机构,仅仅凭借催收电话或是远程告知法律后果并不足以达到维持机构生存发展的催收效果,其必然还伴随着许多游走于法律边缘的催收手段。这些手段的风险与其效果同样显著,轻则导致催收对象的正常生活被扰乱,重则会导致“山东于欢辱母杀人案”等恶性事件,破坏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作为业务模式相似的其他催收公司,也很难在具体业务上做到完全合法合规。

3、规避监管问题

这些在传统意义上属于“灰色地带”的商业形态居然可以出现在社会公众的面前,很难说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或者是社会公开化程度的提高。更可能的情况是,在中央宣扬“双创”的大背景下,这些公司打着创新之名却无创新之实,就能堂而皇之避开了监管部门的管理。同时,投资机构或是受限于短期盈利要求,或是识别高新技术的能力有限转而选择了模式简单、复制难度相对低的项目进行投资。从而让这样复制难度低、短期回报显著、投资人容易理解的商业模式“野蛮生长”,有些甚至已经遮蔽了正常商业模式发展的空间。不可否认的是,在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时,中央也下令要求地方政府放松原本束缚着创新活力的行政作风,尽可能地为发展创新打开空间。但是这也必然成为了一些地方行政官员放松监管,逃避自身监管职责的借口,部分行政官员可能担心执行原有的监管标准可能导致造成负面的行政影响。在原本应该被执行的监管职能缺失时,一些并不那么合规的创新也循势而动,主动抢占着原本属于正规企业的空间。当然,快速发展的社会也创造出了许多新的行业形态,这也对监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监管部门用老的观念和思维去管理新事物也必然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技术创新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从全球范围看,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从国内看,创新驱动是形势所迫。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们要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必须及早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把科技创新潜力更好释放出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

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如果还不能依靠前期作为“世界代工厂”所得来的经济基础,后来居上与欧美传统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的至高点,在未来的全球大分工中很可能被排挤到第二梯队,永远丧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可能性。这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现状的紧迫要求。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有知识、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而目前的社会分工现状依然使得相当大一部分比例的知识分子未能将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运用到生产中。中央鼓励创新,也是为了能够为知识分子群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发展技术创新显然也有其现实意义,从普遍规律上看:

一是“技术创新”显然需要一支高素质,高能力的技术人才队伍支持其技术研究和产品创新工作。而“模式创新”的人才队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数量较大,学历较低,从事的工作附加值不足(如催收、送餐等)。而保持一支精干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显然比维持较多的普通劳动者更能降低政府管理人口的成本,降低社会运行的代价,有利于新型城市的构建与发展。

二是技术创新的公司支持或依托现有产业链,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新的附加值渠道,提升整体产业效益。从事“技术创新”的公司普通以制造业技术创新或以新型服务业创新为主,而以制造业创新的公司绝无可能单独发展,必须依托现有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进行创新;以新型服务业创新为主的公司则不能远离创新人才集中地,这样众多服务业创新公司又以人才集中地形成了集聚效应。而某些“模式创新”产业模式则是反感竞争对手的出现,因为其模式基本雷同,竞争往往以数量取胜,竞争对手意味着市场中的恶性竞争以及“烧钱”进行大量的产品推广活动。“模式创新”的产业往往对产业链上下游的需求少之又少,一个独立产业就能单独提供服务,也加剧了“模式创新”型企业对类似企业的非合作心态。过多“模式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显然不利于形成有机统一的产业集群。

三是引入“技术创新”型产业发展所需要承担的社会风险相对来说较小。现实中,许多“模式创新”型企业打着地方政府的招牌,以地方政府的信用为其行为背书。在产业破灭后,不仅人民群众的财产利益受损,地方政府的信用也大打折扣。而“技术创新”型产业一方面由于不需要太高的社会影响力支持其业务,也就无需政府信用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其技术的前沿性和复杂性,政府的信用支持对其取得发展起到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三、对鼓励“技术创新”的几点建议

为了克服市场主体参与创新的短视性和逐利性,需要政府部门在几方面积极发挥作用:

1、加强舆论引导和政策扶持。积极引导技术创新的社会舆论,鼓励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有效利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发明创造,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财富。积极创造条件,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切实的人才、税收、补贴、融资政策等支持。

2、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技术创新领域。如:牵头设立地方重点产业基金,邀请地方院校专家作为评审团对创新项目进行审定,或者引导地方院校专家教授与专项产业基金进行对接,为产业基金提供技术评审帮助,帮助产业基金识别项目的优劣。同时,也要对创新项目抱有一定的宽容,不能因多次的失败就认为技术创新多是无用功。历史上的重大技术突破无不是建立在多次的失败的基础上。

3、加强对部分新型业态的监管。一方面,对占用了现有公共资源的新型业态,需要对新业态的业务模式进行引导,合理合法协调处理各方需求,同时起到担负监督责任,处理好新业态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尽量减少新业态对原有公共秩序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对某些打着创新旗号又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公司,决不能因为担心承担“干扰创新”的行政责任而放任自流,对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可能违法问题,从开端就需引起高度重视,避免事态发展加剧,从而导致重大的社会动荡,这就需要在立法过程中防微杜渐,对出现的新型纠纷探求纠纷的真实本质,不因其纠纷表面的“合法性”而停止对实质正义的追寻。发现同一类型纠纷的多发苗头需要及时研究,颁布对应的法律规范。执法过程中,对新型业态导致的纠纷引起重视,不能因其表面的“民事纠纷”而严格禁止公安部门介入。对披着合法外衣行非法之实的企业,应严格依法追究其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

(作者吴静静系上海市浦东区会员、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