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选择技术移民?
发布时间:2015-10-19
来源:中国国际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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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弊端实际构成了一种推力,使一部分具有高学历和专业技能的人员走出国门,到他国寻求更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

 尽管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但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弊端实际构成了一种推力,使一部分具有高学历和专业技能的人员走出国门,到他国寻求更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英国路透社的相关评论文章称: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增长及生活水平提高的成果惠及到所有民众身上,但未能克服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如僵化的教育体制、恶化的社会环境、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食品安全隐患等,人们为了逃离这些社会弊端,所以在他们有条件离开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具体看来,我国海外技术移民主要是基于经济发展差距、社会矛盾和问题、政治法律环境有待改善等六种原因。

  1.经济发展差距

  经济发展差距是技术移民现象发生的首要原因。当移民所花费的成本小于移民之后所获得的各项收益时,移民现象就会发生。技术移民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更好的工作机会与收入回报。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的资料显示,虽然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perCapita)只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0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590美元,在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124位,略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3370美元,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8741美元,仅为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39654美元的十分之一。2008年我国制造业雇员每月平均工资为2016元人民币,德国为3120欧元,是中国的15倍。

  同时,中国不断走高的各项生活成本是促使海外技术移民现象产生的重要经济因素。虽然技术移民普遍在国内收入状况良好,但国内持续攀升的房价仍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买房不如移民已成为很多移民中介公司的广告语并得到很多有移民愿望人士的认可。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标准是51,联合国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的城市中,澳大利亚悉尼是8.51,美国纽约7.91,英国伦敦6.91,韩国首尔7.71,日本东京7.91,新加坡51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的数据,2009年,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普遍超过10,其中深圳为15.1,北京为14.9,上海为9.7;二线城市的厦门、杭州,比值分别高达13.110.9。物价成为近两年来城乡居民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20107月以来,我国价格总水平在不断攀升,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2010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达4.4%,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占总涨幅的74%。居高不下的房价和持续的通胀压力让普通人的生活压力倍增,人们普遍担心财富的缩水,对财产安全感的缺失与生活压力的增大导致一些人萌生移民海外的想法。

  2.社会矛盾和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以下五方面问题。

  第一,就业问题。中国仍面临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2009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10.4%46.3%43.3%,而高收入国家分别为1.5%25.6%72.7%。中国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传统产业部门因收入太低而无法吸引知识性劳动者,但现代部门的发展不足导致就业机会有限,这样就出现了在部分领域高学历劳动者供大于求的现象,产生了所谓的知识失业。还有些知识失业是隐形的,表现为人才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据中国国家科委1997年抽样调查表明,能够在工作中发挥全部能力的人才占146%,而有30%的人才基本不能发挥作用。本来稀缺的人才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或是人才无用武之地,或是人才创业环境不理想,压抑了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内就业状况的不理想导致部分人才另辟蹊径,有的加盟境内的外资企业,有的外流他国甚至定居国外。

  科研经费紧张、科研基金分配不规范让很多科研人员感到了国内科研环境的局限性。2007年中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49%,世界平均水平是2.21%,高收入国家是2.45%2002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2.1%,世界平均水平是4%,高收入国家为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2012年要把这一比例提高到4%

  美国的硅谷因拥有以下7项优势而被公认为世界创业精神的典范:(1)有利于人才发展的游戏规则;(2)很高的知识密集度;(3)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4)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5)开放的经营环境;(6)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7)专业化配套的商业基础设施。工作不仅仅是个人的谋生手段,更是个体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而中国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非良性的竞争机制和僵硬的用人制度都没有给人才提供宽松的工作环境,成为人才外流的推动力。

  第二,教育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是很多技术移民的主要动因之一。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几乎是我国海外技术移民的共同心理。即使相当一部分技术移民在新的国家不能很快找到与自己之前专业完全相符的工作,要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但他们情愿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为子女谋求更好的未来。技术移民的高学历背景意味着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求学之路,他们深知国内教育体制的种种弊端,所以不愿再让子女承受沉重的课业负担与高考的压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学生适应社会和就业创业能力不强,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紧缺,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接受良好教育成为人民群众强烈期盼、深化教育改革成为全社会共同心声。

  第三,社会保障问题。“2008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收入总比重为28.9%,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5000美元的国家相比,分别低1425个百分点。其中社会保障支出仅占中央政府各项财政支出总比重的0.73%,而美国是30.58%,加拿大是45.37%,德国是54.03%。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统筹层次低、保障水平低,还没有形成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制度。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全覆盖、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在法国,公民从出生到死亡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我国中产阶级作为纳税比例最高的群体,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福利回馈,高物价和高房价的压力使他们要为维持体面生活而付出巨大努力,并时时担心生活水平下降、沦为底层的危险。社会保障的不足所导致的中产阶级焦虑可谓是一种福利主义焦虑。

  第四,食品安全问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但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谓接连不断,从二恶英、阜阳大头娃娃、毒饺子、苏丹红、碘超标,到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问题食品可谓防不胜防,不断增加公众的不安全感。据2010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的一项针对全国12个城市做的深度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和医疗安全,是当前中国公民最担心的三大安全问题,其中,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最为严重,而中产阶级的不安感又远远高于其他人。这些食品安全事件不仅体现了食品制造企业、餐饮企业的诚信与良知的缺失,体现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不足。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社会诚信体系比较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体制完善,食品的质量更有保证。

  第五,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目前的整体环境质量状况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估计,单是空气污染一项,在中国每年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达到65万人以上,世界银行估计的数字还要大一些,达到75万人。在由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推出的“2011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中国仅名列第116位。而以绿色能源文明的欧洲国家几乎囊括了整个排行榜的前十名。中国在大力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对环境保护仍然投入不足,在节能减排、控制污染等方面仍需提高。而国外很多空气洁净、林木苍翠、绿草如茵、景色宜人的花园城市对技术移民有很大的吸引力。

  3、政治、法治环境有待改善

  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却一直启动艰难,阻力重重。时下公权力扩张、贪污腐败盛行、贫富悬殊拉大、公平正义缺失,道德失范和司法不独立都是很多民怨聚集的焦点。与之相比,很多移民目的国都是制度健全、规范的宪政与法治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权力受到制衡与监督、民主参与程度高、政策连续性强,让很多技术移民觉得自己的权利更能得到保障,生活更加自由与安全。

  出入境自由问题也在引起关注。很多人抱怨中国护照是全球最不好用的护照,移民他国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一本方便出行的护照。在2011年针对全球不同国家公民旅行自由度的亨氏签证受限指数(HenleyVisaRestrictionsIndex)排名中,中国在110个国家中名列第90位,只有40个国家对中国实行了免签或落地签的政策,而排名第一的丹麦免签国家数量为173个。但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2012中国与外国互免签证一览表》,截至201244日,中国与其他国家达成互免签证协议中,普通因私护照可以免签前往的国家只有欧洲小国圣马力诺。就是说,中国公民因私出国基本都需要申请签证,而且手续繁杂,需要各类担保、邀请、证明材料,一些国家甚至要求不出机场的过境中国旅客办理机场过境签证,对中国公民的海关检查格外严格。一国护照的便利程度,关系着公民的出入境自由,尴尬的中国护照让公民旅游、商务、文化等方面的国际交往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人文发展指数(HDI)是衡量人文发展的三个方面的综合性指标:健康长寿的生命,用出生时期望寿命来表示;知识,用成人识字率及大中小学综合入学率来表示;体面的生活水平,用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2010年人文发展指数在169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89位。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报告2010--世界现代化概览》首次提出新人类发展指数概念,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人类发展的健康长寿、知识普及、信息共享、环境优美和富裕生活等五个方面的平均成就。根据这个指标,中国排名第63位。这些数字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在公共服务、法治建设、文化多元、环境宜居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处于现代国家的转型前期,而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短时间内很难解决。一些成功人士不愿意等待这个漫长的转型过程,而是选择凭借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成就移民他国,直接享受发达国家安全、富足、稳定、有秩序的生活。

  4.全球市场的推动

  历史社会学家伊曼努尔·华伦斯坦(Immanuel Wallenstein)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世界体系学说。该理论认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促进了国际人口迁移。市场经济从欧洲、北美、日本等地向世界各地的扩展不仅彻底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人口迁移流向,而且商品、资本、信息在国际间的加剧流动,推动了国际人口迁移。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各个国家之间逐渐趋向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劳动市场的上层的发达国家提供的是高收入、高福利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处于下层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则相反。这样一个统一的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既是全球化的结果,同时促使各个国家制定更加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海外人才,加快了人才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这样就给予发展中国家的高素质劳动者从下层市场流动到上层市场的可能性。

  5.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科技的发展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全面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国社会由封闭与静止转向了开放与流动。这种开放性与流动性体现在思想领域,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已不能再束缚那些想要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与文化的国人。迁徙不再是一种在战争、自然灾害等非正常情况下才会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而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现代社会的本质就是多元的、流动的、开放的,人们通过迁徙、移民来主动追求理想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此外,科技的变革使交流与流动变得越来越便捷,通讯技术的发展、廉价航空的普及都让出国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容易实现的事情。可以说,现代化与全球化使世界成为更加紧密的整体,思想观念的转变与科技的发展大大减少了人们移民的现实障碍与心理障碍。

  6.移民目的国宽松的移民政策法律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人才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软实力,各国不断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积极完善引进外国人才政策,世界主要移民国家移民政策的重心由家庭团聚移民、人道主义移民向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转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技术移民制度在各国经历了高速的发展,很多国家都把技术移民作为移民政策的重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传统移民国家不断调整政策,增加技术移民的配额。进入新世纪之后,欧洲的民族国家开始向移民国家转型,推出了自己的技术移民政策。德国在2000年实施IT绿卡计划吸引外国的通信信息专业人才,英国在2002年实施高技术移民计划,2007年实施五级技术移民计划,法国在2008年出台以优秀人才居留许可为核心的新移民政策。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都出台了自己引进海外人才的方案。所以,各国积极吸引技术移民的政策在客观上使中国公民有机会以技术移民身份移居海外。

  综上所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让一部分专业人才产生了焦虑感、不安全感,在国内生活的幸福感降低,进而产生了移民的愿望,同时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如全球劳动市场的逐步成型、思想观念的开放、科技的进步以及移民目的国宽松的政策法律使技术移民变成了一件切实可行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完成现代化进程之前,人才向外迁移的现象不可避免。

  本文原载于《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并收录于《国际人才战略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