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敏:共同体视阈下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开创性发展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工作的重要论述
发布时间:2021-10-08
来源:浙江省委统战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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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世情国情和民营经济自身的变化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审时度势、科学研判和系统谋划,体现了重大理论创新和政策发展。其中“内在要素”和“自己人”是总灵魂总开关,从本质上讲就是党和政府从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目标和视阈看待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这种共同体的外延还可以延伸和扩展到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与社会之间、民营企业内部、新老企业家之间,等等。学习领会这一重大理论政策,有利于更加深刻把握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主题,进一步引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与时俱进地探索共同体视域下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发展的目标、思维、路径和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对于引领和促进“两个健康”有着划时代和纲领性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1],“要积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2],“要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3]。这些重要诊断,标志着党对民营企业家社会属性的判断和对民营经济及民营经济人士的方针政策取得重要突破,是我们党关于新时代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成为学习、领会、贯彻新时代党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总灵魂总开关。

一、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

毫无疑问,新时期的民营经济人士与上个世纪50年代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工商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应属于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后者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但是,由于民营经济人士兼有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双重属性,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还是同盟军,是我们党的依靠力量还是团结力量?这个问题此前实际上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4]。以至于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上“有人把非公经济人士当作异己力量”[5],对民营企业存在政策歧视,乃至于在改革开放40周年前夕有人发出“民营经济退场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营经济人士已从同盟军变为共同奋斗者,是我们党领导的共同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和共享者。从“爱国者”到“建设者”,再到今天的“自己人”,民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性质定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民营(非公)经济人士从主要需要教育、引导的团结力量向主要需要信任、服务的依靠力量转变。这不仅是新时代统一战线从政治联盟到共同体理念变化的具体体现,也敦促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或作出重要指示,高度重视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认为这不仅仅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从而把党关于“两个健康”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6]。特别是近几年来,围绕民营企业关切的劳动关系、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营商环境、市场体制、资源配置等重大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接连出台重要文件。而以中办、国办名义下发的相关文件更是多达十来个,充分显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高看一眼、厚爱三分。201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企28条”),提出营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把公平竞争、市场规律、改革创新、法治保障作为四个基本原则,目的就是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长期性、稳定性、系统性制度框架。

事实上在党中央国务院“民企28条”颁布的同时,中办国办也下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第一份中央文件。把两份文件进行深入比较研读,可以全面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精辟论述,从而与时俱进地把握新时代民营(非公)经济统战工作的主题。一是以加强党对民营经济的领导主线。《意见》首次提出了“两个始终是”的新论断,即: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始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民营经济人士作为我们自己人,始终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这阐明了民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长期性必然性,必须贯穿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二是强调加强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建设是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首要任务。《意见》进一步丰富了“四个典范”的内容,还首次把加强年轻一代教育培育写入了文件,提出要制定实施年轻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计划,实现事业新老交接和有序传承。三是把“信任”纳入基本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非公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的方针在不断发展,从1991年提出“团结、教育、引导、帮助”的“八字方针”,到2010年发展为“团结、引导、教育、服务”。这次《意见》发展为“信任、团结、引导、教育、服务”,这体现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己人”的重要论断,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促进“两个健康”的良好舆论氛围。党和政府要把民营企业家当自己人,民营企业家也要把党和政府当自己人,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扬主人翁精神、发挥建设者作用。

“自己人”通常指在心理上认同,情感上亲密,相互自愿负有义务而相互信任的人,其形成并不必然依赖交往而主要依赖于成员对群体的认同,其存在也不必然改变客观的网络实体而只是形成特定的心理身份认知。在社会行动者网络中,“自己人”意味着一致行动者,而这种一致行动依赖于目标、价值、利益和命运的统一性。因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可以被理解为党和政府愿意与民营经济结为共同体,通过命运、目标、价值和利益的构建,形成一致行动。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时,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要“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7]。这一重要论述是对“自己人”论断的深化和提升。

综上所述,所谓“自己人”、“自家人”的含义,是党和政府从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目标和视阈看待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这种共同体的内核是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的共同体;其外延还可以扩展到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与社会之间、民营企业内部、新老企业家之间,等等。

党对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定位的改变,必然会导致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目标方向的调整和实现路径的创新。共同体视域下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展为围绕中心、服务中心、融入中心。虽然目前已有少量学者就“自己人”的重要论述进行了相关解读,但是很少有研究将从民营企业深深嵌入于社会行动者网络中,研究其作为党和政府一致行动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发展提出系统性的意见和建议。共同体视域下,对“自己人”的论断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剖析,厘清其内涵和外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目标、可能实现路径,及其制度机制保障(如下图所示)。

二、构筑共同体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共同体理论夯实了重要物质基础和理论政策依据。

1.从基本经济制度看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主力军。民营经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的必要补充”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民营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所占的份额和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8]。自从2005年占我国GDP的50%后,民营经济占比一路上升。到2020年8月底,全国民营经济主体超1.26亿,占市场主体的95%,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来自民企,吸纳80%以上就业。其中个体工商户超过8800万,带动就业人口超过2个亿[9]。民营经济强国民经济才能强,中国经济实现中国奇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因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合强调要坚持“一条主线”、“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10],进而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有要素,实际上表明民营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就是给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吃“定心丸”,使他们从制度上有主人感、安全感、保障感。

2.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来看民营经济人士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中国参与国际治理、赢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推手。企业家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宝贵资源。未来三十年,党、政府和社会将对民营经济人士的期望和要求更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要“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11]。从全球视野来看,当前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华为领导5G技术等典型案例来看,中国民营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中国民营企业未来将会涌现一批现代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进而赢得话语权,对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地位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中美贸易战,不仅是国力竞争,也是我国民营企业参与的国际竞争,美国打压华为恰恰表明中国民企已走向国际经济舞台[12]。目前,民营经济占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42.3%,在在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高达72%(在温州更是高达95%),成为外贸第一主体。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打破国际贸易壁垒,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动者。民营企业已成为“一带一路” 建设的生力军,在提升基础设施、产业带动、平台分享、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技术转移、增进社会福祉、环境保护、合规经营等八个方面积极为“走出去”所在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投资超千亿美元,半数民企盈利[13]。

3.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看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建设者。一方面,民营企业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经济单元,需要通过改革实现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企28条”第一次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到了民企改革的首要位置,这是民企长治久安之道。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可以发挥自身各种优势在促进市场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积极的作用。事实上,民营企业参与混改,把国有的实力、民企的活力、民营经济人士的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大大释放创业创新动力,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推动者;民营企业实现科技创新[14]、转型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转要推动者;民营企业投身“三大攻坚战”,是 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重要推动者;民营企业参与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是促进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推动者。由此可见,民营经济人士不仅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建设者,也是积极参与的政治建设者、责任重大的社会建设者、优势明显的文化建设者、责无旁贷的生态文明建设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者。

4.从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变化看民营经济人士已从同盟军变为共同奋斗者。新时代统一战线已从过去的政治联盟发展为共同体[15],而且应是涵盖命运、利益、事业和价值的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原工商业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不再是食利阶层,而是肩负着社会责任的资本所有者、风险投资者、经营管理者,归根结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从本质上讲,“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着眼于教育引导的同盟军和团结力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着眼于共同目标、共同事业的参与者、责任者、奋斗者、共享者。新时代统一战线从同盟军到共同体的理念变化,使得民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性质定位发生重大变化,民营(非公)经济人士从主要需要教育、引导的团结力量向主要需要信任、服务的依靠力量转变——这是民营经济人士作为党和政府“自己人”、“自家人”根本理论依据。

三、构筑共同体的目标方向和实现途径

在共同体的视域下,“自己人”的含义,是党和政府从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事业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目标和视阈看待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这种共同体的内核是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的共同体;其外延还可以扩展到银企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民营企业与社会之间、民营企业内部、新老企业家之间,等等。构建共同体的目标在于实现利益共存、责任共担和价值共享。作为共同体,必须要有“共生”意识、采取“共治”行动,构筑“共担”保障。因此在该视域下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要牢固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念,在以下几个方面致力构筑命运、利益、事业和价值共同体。

1.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要成为“自己人”。一是要有共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是“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16]。一方面,党和政府要引领和护航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两个健康”;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认清形势,提升理想信念,切实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听党话跟党走,发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坚守实业、做实做强,打造民族品牌,争做“四个典范”,为强国富民作出贡献。二是要共渡时艰,共同化解重大风险。面对遇到的不确定、突发性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特别是当前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和美国掀起的贸易战,使诸多中小企业也面临生死考验,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作为“自己人”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17],担负起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8]的共同责任。三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共同致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对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来说,必须克服“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等畏难情绪和驼鸟思维,牢固树立战略思维,着眼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必须切实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树立发展信心,营造发展环境,通过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升级。这次“民企28条”是立足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首个中央文件,围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针对民营企业面临一些困难与制约,如准入难、融资难、回款难、中标难、维权难、转型难等一些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仍然困扰着民营企业,影响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有关制度,出台切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加以破解,重点突出“七个着力”[19]。四是不断深化亲清政商关系。以自己人和共同体视阈来审视,有利于我们更为精准到位地理解把握亲清政商关系的内涵实质。在共同体的视域下,对待“自己人”要做到不见外、不歧视、不分三六九等。为了实现共同体的构建目标,党和政府以及民营企业需要共同构建社会行动中秉持的伦理规范和互动法则,既休戚与共,又职、责、权、利分明。要把亲清关系落地落小落实[20],同时加强层次性和机制性构建[21]。

2.民营经济与社会是法律框架内的利益和治理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22]当前,要形成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与社会各方面各个阶层的共同体,必须双管齐下,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民营企业、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格局和氛围;另一方面,要引导民营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以自身的正能量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一是强化诚信守法意识。诚信守法是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企业和企业家对社会的信义,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一个有负责任的企业才能走得远。而法律是企业的基本遵循,企业家进一步提高法律素养,增强法律意识,强化法治理念,增进法律认同。一方面要坚持依法办事、守法经营,用法律来规范企业,使自身的行为被法律所认可;另一方面要学法知法用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加强企业合规性建设。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踩红线、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不逃废债。三是要建立完善的内部制度。改进企业自身的治理结构,能够依法进行经营和管理。四是要用好高精尖人才,努力促进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五是是深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进清洁能源应用,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数字经济,为打造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贡献。六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积极公益慈善事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明确, 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之一,只有肯付出才能多得到。

3.企业之间的共同体:破除所有制界限在抱团取暖基础上谋求整体战略创新发展。有学者指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总体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定位和产业分工,体现了双方协作共赢的关系。在国有经济支撑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拉动了国有经济的发展;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竞争的领域,两者的共同发展体现了市场信息的充分利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23]。一是面向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要相互支持、优势互补。根据海关发布的信息,2019年我国民营企业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13.48万亿元,增长11.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2.7%,成第一大主体[24]。但总体上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国企往往以老大自居,对民营企业刁难甚至侵权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尤其是拖欠民账款还是相当严重(有地方巧立名目,以商票名义拖欠),截至2018年底,央企拖欠民企账款1161亿元[25]。为此,2019年9月30日中办国办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清理拖欠民营中小企业账款有关工作的通知》。近年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下,多项重点领域改革迎新突破,释放更多红利,特别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第四批混改有100多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油气领域改革成为重点,国企民企加速双向混合,从而实现“国有实力+民营活力+民企效率”优势互补和溢出效应。二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类民营企业都是事业共同体,或面对危机和困难抱团取暖,或发挥整体优势借势创新发展。2020年9月27日,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提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要相互配合,推进兼并重组和战略性组合。这实际上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两大既不可或缺又优势互补的支柱;而实现两者的战略性组合,能够使两者相互借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方面,尤以发展数字经济首当其冲。如:蚂蚁金服集团董事长井贤栋提出:以EWTP平台为抓手,助力浙江“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以阿里巴巴商业操作系统和普惠金融服务为抓手,助力浙江供给制改革;以“一云两掌”为抓手,助力浙江省域治理现代化;助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建设,引领长三角加速实现数字一体化。三是工商联和商会要发挥组织优势,帮助企业打造利益和事业共同体。2018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推动地方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完善商会的职能作用,探索创新地方商会和行业协会治理和运行模式。工商联和商会作为党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政府管理民营企业的重要助手,当好民营经济的“带路者、维护者、营造者”。一方面,要为营造公平法治环境和保护合法权益呼吁出力,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破除贸易壁垒、应对国际争端等。另一方面,在产业对接、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助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方面提供商会支持,引导企业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参与经济社会治理中提供商会力量,有效促进行业自律(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行业品牌创建,全面参与环境治理和社会治理,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积极促进亲清政商关系的形成。

4.企业内部共同体,以企业主、经营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业和价值共同体。一是致力打造活力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特别是激励机制。改革就是利益调整,企业内部需要调,改革的成果需要大家共享。“民企28条”提出要规范优化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建立科学规范的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推动质量、品牌、财务、营销等精细化管理。因此,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劳动用工和收入分配,以及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人性化等都是民企改革题中应有之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和谐劳动关系,也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提升经营效率,激发企业内部各方面的创业创新活力,为企业发展带来内生动力,有利于发展和做强企业。二是致力打造法治企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鼓励企业守法经营,首先就要提升企业素质能力,要练好企业内功,特别是要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平,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6]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也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通过开展法治民企建设,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教育引导,增强企业家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建立健全决策程序、管理制度,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加快建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三是致力打造清廉企业。清廉企业建设关系到企业运转安全和健康发展。除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内部的约束机制和经营管理制度也需要改革。通过加强清廉民企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和行业自律,坚决治理商业贿赂,依法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既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又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内部环境,维护公正公平的市场秩序、劳动秩序和用人秩序。四是致力打造和谐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企业的重要基础。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要树立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思维,以守法诚信教育为载体,以企业统战工作为抓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最大公约数,切实把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精神落到实处[27]。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倡导广大企业要关爱职工与职工同呼吸共命运,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积极稳定劳动关系,主动关心关爱职工;另一方面,倡导广大职工要支持企业与企业同舟共济共克时艰,认真落实防疫要求,自觉支持企业生产,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五是要致力培育先进企业文化。真正的企业文化不应该仅仅是“老板文化”,更应该是企业家、管理层、员工与企业文化。民营企业核心文化应该是科学的文化,打造企业核心文化,努力凝聚发展共识。民营企业核心文化应该是和谐的文化,致力于打造以“和谐”、“家”企业核心文化,以“劳资利益共同体”取代了“劳资对抗”。民营企业核心文化应该是感恩的文化。这种感恩,涉及企业与员工,企业与社会,企业员工之间的双向感恩,有利于形成价值共同体。

5.新老两代民经济人士共同体:事业和企业家精神的成功交接。当前,新生代企业家群体传承与创新发展总体上是长板与短板并存:文化程度普遍较高,但经营管理能力相对不足;新生代企业家认为自己最需要提升的三项能力是“战略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经营决策能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新生代企业家队伍,必须有一个适合这个群体形成和发展的良好环境,这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人民团体、社会各界形成合力,需要老一代民营企业家的传帮带,把新生代企业家的培养工作作为一项基础工程、战略工程、重点工程和希望工程来抓,让一大批新生代企业家尽快脱颖而出,为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要着力培养造就一批积极传承、勇于创新、敢于冒尖的新锐企业家。目前,浙江省各方面已经在这方面形成共识,正在打造“青蓝接力工程”,就是把培育政治上有方向 、经营上有本领、文化上有内涵、责任上有提当的“四有新人”,作为民营经济人士新老交替、事业和精神交接的总方向和总目标。这也是一种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四、  构筑共同体的制度机制保障

“内在要素”和“自己人”,不能仅仅挂着嘴上、写在纸上来体现,也不能靠做一时一事的努力所能实现的,这种命运、利益、事业、价值的共同体的建成、巩固和发展,必须有赖于建立健全长期的长效的制度性机制性的保障。要以公平竞争、市场规律、改革创新、法治保障作为四个基本原则,为民营经济发展构建长期性、稳定性、系统性制度框架。这种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应是层次性、立体性、分领域、全覆盖的机制格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使“内在要素”和“自己人”在全党全社会各界人士中逐步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进而探索符合“共生、共治、共享”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目标和实现路径。

1.要着眼法治国家建设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必须以健全的法制和严格的法治来保障公平优化的营商环境,让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切实增强安全感和获得感。一是坚持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并重。近些年来,已有专家呼吁:将民营企业家从刑事法律风险中解放出来[28]。而民法实践中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中央政法工作会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坚决防止经济纠纷当犯罪处理(2020年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多次强调,要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严禁乱抓人、乱查封、乱冻结,严禁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 (2018月1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工商联印发《关于发挥商会调解优势 推进民营经济领域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2019年2月18日)。而日,国家有关方面推出了《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深圳和温州已率先探索个人破产法。二是坚持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并重。要用好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并严格执法。要就《中小企业促进法》执法开展检查,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不断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要针对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而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成为全国首个省域范围的相关法规。与此同时,涉企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前,须征求企业和行业协会意见。三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坚持法治和情理并重。在办理具体案件中,应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的司法理念和价值取向,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保障 “两个健康”。一方面,严厉打击犯罪,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使民营企业有加强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企业负责人对案件的公正办理非常感激,从以往担心品牌受损、选择花钱了事人到学会善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法侵害。另一方面,从共同体角度人性化处理,法理情理相结合,破解创新发展中的司法难题。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家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往往就会事关成千上百人的就业问题,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甚至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在这样的案件中,应积极主动做好风险防控预案,针对案件存在的矛盾点、风险点,提出防范对策,避免引发和加剧民营企业经营风险,避免因办案时机或者方式的把握不当,影响民营企业正常生产、工作秩序或者引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29]。四是着眼高标准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法制保障与政策帮扶并重。法制是底线的刚性要求,政策可以是高线的弹性支持,两者有着优势互补作用。推进法治营商环境建设,并不是不要发挥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高水平的营商环境建设必须在法治基础上发挥我们国家制度优势聚力帮扶、精准帮扶。

2.要以党建引领构建创新赋能的新型政商关系。政商关系主要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但共产党是执政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必然涉及企业家与党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最根本的就是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商关系的本质,就是:党政领导干部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之间的关系,不是利益基础上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而是法治框架内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同心圆内的挚友、诤友关系[30]。

政商关系既是古老话题也是国际性的现实课题,它既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法治、治理各个领域,由众多具体关系构成,需要落地落细落小落实才能凑效[31];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从表层的关系形式、浅层的关系行为、深层的关系制度到核心的关系文化[32],需要顺序渐进、由表及里,才能形成长效功能。因此,构建新时代新型政商关系要特别强调科学的方法论,需要实现法治思维、治理思维和统战思维的耦合提升[33],从而实现守正创新、开拓赋能。

一是坚持突出以党建为引领。民营企业和商会中的党建是我国民营经济领域的一个鲜明特色。党的组织建在哪里,哪里就有战斗力和凝聚力;党建工作做到哪里,哪里就有蓬勃朝气;党的思想传输到哪里,哪里就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在实际工作中,党建工作已成为企业看得见的生产力,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抓手,成为企业一张靓丽的名牌。

二是坚持以刚性的制度作保障。要加强顶层设计,将民企发展促进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应邀请民营企业家列席并发表或提交意见。这也是“自己人”理念的具体体现,特别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推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和各地探索的“店小二服务”、“妈妈式五心”[34]服务,都是把民营经济作为“内在要素”,把民营经济人士当成“自己人”的切实举措。浙江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开展“五个一百”活动[35],加强“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着力打造“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省份。宁波市构建“1+3+1”新模式,全方位推进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践创新[36]。

三是坚持强化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来自于企业家精神[37]。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是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接收器和最大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客体;同时又是亲清关系的参与者、维护者,民营经济人士积极参与构建和践行新型政商关系,遵守商业秩序和规则,是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又是主体。如:浙江绍兴诸暨市的富润集团等一批企业,以“党建+”引领清廉发展,以“纪检+”共建清廉体系,以“制度+”保障清廉运行。事实表明,凡是由优秀企业家领军的企业,不仅企业发展的好,在新型政商关系方面也同样走在前列。

四是强化和创新民营经济人士综合评价机制。整体谋划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大力培育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全方位引领民营经济人士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全面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把握工作规律,不断提升工作科学化水平。2018年10月,温州率先在全国启动了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工作。制定了41条意见、80条新政,并细化为146项具体责任清单,其中57%具有突破性、探索性,让众多民营企业得到实惠与便利。在此基础,温州市创新民营经济和民营经人士两套评价指标体系,有力推进了综合评价工作细化、深化和有效化。

3.要积极创新银企利益共同体机制。在国际惯例看,很多发达的西方国家已形成银企休戚与共生态,银企利益共同体从意识到机制都日臻成熟。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金融业是国家垄断的,国有银行在贷款方面长期以来存在所有制歧视,这是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重要原因,也是民营经济人士缺乏归宿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民营金融业发祥地浙江台州,很多小微民企业数十年来的发展,主要靠的是与泰隆城市信用社(后改名为泰隆银行)、浙江民泰银行、台州银行这些民营金机构的支持,而民营金融机构也在台州这个民营经济先发的沿海城市先发并不断壮大。这是当地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相互依存、成就的一个缩影。其中泰隆银行聚焦服务小微、三农、普惠客户,99%的信贷资金投向民营经济,在服务“草根企业”上赢得了良好口碑。从顶层设计上看,银企利益共同体不仅合理而且合规。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在要素”和“自己人”的论述发表后,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2019年1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有效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国务院决定,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降低企业融资费用。金融业不得有所有制融资歧视。国家金融机构重点推进解决民营企业流动性和中长期资金短缺问题,加大力度推进扩大企业的直接融资。要用银行贷款、市场发债、股权融资三支箭来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从实践探索上来看,构建银企利益共同体是积极可行的。在国家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台州市可见一班。自从2015年12月获批以来,台州在“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等试点任务上实现了不少突破。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融资难、担保难、融资贵”等顽疾,“台州金改”以市场化为主要解决方案,逐步探索出一系列创新性成果。2014年11月,台州率先设立了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初创规模5亿元,目前已增至10亿元。民营企业主反映,“有政府担保,利率优惠,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生意经营中去”[38]。随着金融领域各项举措渐次落地,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家感受到“是自己人”的安全感和获得感。2019年,浙江开展了“百行进万企”和“万企评百行”活动,公布了浙江省100家“民企最满意银行”名单公布。

4.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机制格局。共同体以党与民营经济人士、政府与企业为核心,但应涵盖到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种组织,必须要打造和形成党委引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各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协商参与的大机制格局。需要以完善社会全域治理撬动共同体价值引导机制的形成,以倡导和促进民营企业平台经济发展撬动“共同体”大机制落地落小落细落实,以工商联商会改革撬动“民营企业成长共同体”机制的形成,以探索民营企业统战工作新路径撬动民营企业内部共同体的融合有机发展。

一是以完善社会全域治理撬动共同体价值引导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说,这种共建共治共享的大机制格局是政府治理体系、市场治理体系、企业(公司)治理体系,以及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问题,即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而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底盘”,基层治理是塑造、影响包括营商环境在内的整体发展环境的重要载体和因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以行政为导向的传统管理模式和以重点企业为导向的点上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型政商关系的发展需求。而基层全域治理通过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打破传统政商关系发展中的政府、企业二元治理格局,实现政府、企业、社会多元互动,综合运用社会治理的要素保障、智慧治理和力量下沉机制,集中力量攻坚破难,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从社会全局发展角度入手,以整体发展带动局部提升,为民营企业的升级发展提供更为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二是以倡导和促进民营企业平台经济发展撬动“共同体”大机制落地落小落细落实。专家预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新出现的60个岗位,将使就业模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即以“单位+人”为主转向以“平台+人”为主[39],而这次新型冠状疫情的爆发极有可能加速这一进程。平台经济具有集聚性、融合性、创新性、开放性、高效性、共赢性等特征。浙江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创新、实践高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平台经济为效应,浙江大数据、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研发与运用,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且呈现出全面、协调的良性化发展趋势。推进模式创新,激发平台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平台经济人才支撑推进人才引进培育机制建设;开展平台经济统计监测和标准信用体系建设;企业上云助推数据共享,挖掘传统产业新动能。通过平台经济的发展,就业模式的改变,将使“人人有事做,家家能有收入”[40]的局面在广大城乡实现,从而全面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共同富裕,也使得民营经济人士与社会各阶层的共同体有了更坚实的经济基础和事业基础。

三是以工商联商会改革撬动“民营企业成长共同体”机制的形成。当前,工商联商会改革发展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商会特别是基层和行业商会必须研究和破解以下问题:新时代如何加强基层商会党建引领;新常态下如何创新商会经济服务方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新经济业态背景下如何实现商会工作向新经济领域“拓展覆盖”问题;新型政商关系建设背景下如何发挥商会的政企协商作用;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背景下如何加强商会自身建设;“互联网+”背景下如何创新基层商会工作方式方法。特别是着眼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商会如何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问题。这个问题,浙江省的温州、宁波、嘉兴、台州等早在2013年开始就积极探索,并在“转得出”、“接得住”、“用得好”三个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和经验[41]。台州天台县通过工商联主席企业结对服务小微企业打造“民营企业成长共同体”,重点聚焦全县“大健康”“大车配”两大主导产业,构建“精准式结对+输血式帮扶+造血式攻坚”的帮扶机制,探索“融合化”发展、“项目化”实施、“平台化”运作,激活小微企业内生动力,逐步形成了以主席(会长)企业为龙头的“一核多点、链式联动”的“民营企业成长共同体”,“以大带小”助推企业现代化转型、产业集群化发展。

四是以探索民营企业统战工作新路径撬动民营企业内部共同体的融合有机发展。民营企业的科技和管理人士中有大量中高级人才和新阶层人士。这些都是企业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如何团结、凝聚、培养这一群体,激发这一群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尤为重要。浙江省早在世纪初就开始重视这项工作,2005年曾召开了全省推进会。目前杭州、温州、绍兴、金华、台州等都在尝试这项工作,通过在民营企业中设立统战部或统战工作站、知联会或新联会组织等开展工作。企业统战工作是与现代企业制度融合的一种有效的特殊群众工作,要在企业统战工作中实现“三结合”,即与企业发展的结合、与区域建设的融合、与社会服务的粘合。

[1]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201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2]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3月4日),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第2版。。

[3]习近平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20年9月17日第2版。

[4]参见:杨卫敏  许军:主力军还是同盟军——非公经济人士双重属性解析,《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5年第2期。

[5]习近平: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2015年5月1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62页。

[6]参见杨卫敏:习近平关于非公经济领域两个健康重要思想研究,《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疑017年第1期。

[7]习近平对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人民日报2020年9月17日第2版。

[8]一般说的“五六七八九”,是指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这一数据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所占比例更高。

[9]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在北京举行。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9-10/9287774.shtml

[10]“一条主线”: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个“没有变”: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详见: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3月4日),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第2版。

[11]详见: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3月4日),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第2版。

[12]目前,华为拥有核心创新技术,列全球品牌第72位,份额超过“三星”,对“苹果”形成直接冲击。2018年中国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居世界第二。中国华为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在企业中位居全球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告称,这是有史以来一家企业创下的最高纪录。

[13]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企业“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报告(2019)》。《第一财经日报》2019年11月23日第1版。

[14]截至2019年8月,我国现有高新企业超18万家,其中民营企业占83%。参见:《民营科技企业撑起科技创新“半边天》,科技日报 2019年9月4日第1版。

[15]林华山: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发展图景,《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6]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201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17]近年来,浙江省温州市在建设“两个健康先行区”时,还出台“企业家紧急状况应对制度”,以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为抓手,着力破解企业“两链”风险,处置风险企业,重构社会信用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升级,着力科技创新和淘汰落后产能,累计处置不良贷款1600多亿元,银行贷款不良率降至目前的1.11%,有效化解了区域金融风险,有力地推动了实地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实现了从“风险先发”到“率先突围”的转变,为全国打好金融风险攻坚战率先探路。

[18]习近平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20-07-21)。 http://www.gov.cn/xinwen/2020-07/21/content_5528789.htm

[19]即:着力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着力完善精准有效的政策环境、着力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着力推动民营企业改革创新、着力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着力推动支持民营企业各项政策落地见效。

[20]参见:杨卫敏:论新时代政商关系中的若干领域和关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21]参见:杨卫敏:简析新型政商关系的层次构建及保障,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22]习近平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年4月22第1版。

[23]汪立鑫 左川: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共生发展关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4] 赵晋平:民营企业稳外贸“功不可没”,《环球时报》2020年1月16日第15版。在民营经济大省的浙江这一比例高达72%,温州更是高达95%。

[25]国资委:央企拖欠企账款1116亿元 已清偿75.2%

http://news.sina.com.cn/c/zj/2019-02-25/doc-ihsxncvf7614048.shtml

[26]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2018年11月1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日第2版。

[27]杨卫敏 方笔权:《法治与德治:非公有制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典型性研究——以浙江省为例》,《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28]蒋德海:将民营企业家从刑事法律风险中解放出来,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1期。

[29] 陈菲等:用法治温情呵护民企发展——检察机关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新观察(2019-12-21)。 2016年以来,最高检先后出台了3个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司法政策性文件,2018年提出11条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的执法司法标准,2019年又分两批向社会公开发布了9个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典型案例。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9-12/20/c_1125371300.htm

[30]参见:杨卫敏:《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探析--学习习近平有关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31]参见:杨卫敏:论新时代政商关系中的若干领域和关系,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32]参见:杨卫敏:《简析新型政商关系的层次构建及保障——以浙江省的实践探索为例》,《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33]参见:杨卫敏:《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方法论考察--基于浙江省的实践探索分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

[34]从“保姆式”服务变“妈妈式”服务,重在“五心”:情感上暖心,行动上贴心,措施上用心,机制上顺心,关系上先私心。

[35]即:市、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与民营企业百场座谈;百名厅局长精准服务百家龙头企业;百名处长下基层宣讲政策;百名银行行长进企业;.百家民营龙头企业结对服务活动。

[36]“1”即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负面清单;“3”包括建立三项机制: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沟通机制,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容错纠错机制,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评价机制;最后一个“1”即打造“亲清家园”。杭州市政府还向阿里、吉利、娃哈哈等100家企业派驻100名干部,实现零距离听取诉求和服务。

[37]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18-11-1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17/c_1123728402.htm

[38]新华社《瞭望》周刊关注:台州金改纾困小微企业。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18519

[39] 中国未来的60个商业模式,每一个都是大机会。EB/OL].(2017-04-05)[2017-09-14].http://www. sohu.com/a/132078441_481574.

[40]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在开化山区调研时的指示。https://www.sohu.com/a/222539593_401973

[41]参见:杨卫敏:《关于商会承接政府部分职能转移的探索与思考》,《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作者:杨卫敏  浙江省委统战部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非公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浙江研究基地    浙江省统一战线智库专家委员会

原载于《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