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为大数据证券监管提供法制支撑的建议
发布时间:2019-06-28
来源:民建中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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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大数据技术改革我国证券监管方式是新一轮证券体制变革的重要题义,证监会目前已基本建成监管科技3.0的规章制度体系,这一监管体系的建立充分说明,我国的证券监管方式已经初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过渡之旅。大数据监管科技的实现不仅体现了与金融科技的互融互通,更是证券监管机构应对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亮剑之举”。据证监会发言人介绍,截至今年4月26日,证监会已经公布了40宗违法违规案件,这反映出大数据证券监管的系统性威力。在为大数据证券监管机制鼓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的法治要求,这一监管机制的构建与实施应当遵循法治的轨道进行。为此,建议:

一、将大数据监管方式纳入《证券法》修订内容

今年4月20日,《证券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三审稿重点是根据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试点的进展情况,增加关于科创板注册制的相关规定。发行注册制的改革,其本质是放松证券领域的事前监管,但事前监管的弱化也会降低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门槛,因此强化以投资者保护为中心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必须同步而行,故大数据监管方式作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应当在《证券法》修订中得到明确。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中增加“依法采用大数据方式监测并防范、处置证券市场风险”的规定;二是在监管机构有权采取的措施中纳入“电子数据取证”的内容;三是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中明示“建立大数据监管平台”的制度目标。

二、明确大数据证据的司法认定标准

在司法层面,此前的证券类行政案件中曾出现过证监会以“证券交易监控系统数据”为证据的情形,一时间引发司法实务界对于大数据证据性质的热议。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笔者建议将大数据证据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基于大数据手段获得的电子数据证据,这些数据证据虽然依赖大数据方式所获得,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证据电子化的性质。电子证据在我国修订后的三大诉讼法中均明确为独立的证据类型,因而其在诉讼法上的证据地位不存在争议;第二种是利用大数据分析工具获得的分析报告,此类报告的基础来源于海量的电子数据,但与电子证据不同的是,这些报告往往是借助一定的机器算法运算形成的分析结论。对于这种大数据报告,现有的诉讼法并未做出独立的界定,但基于此类报告的专业性,将其归类于鉴定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做法。这样既可以引导司法人员采取鉴定意见的审查标准认定证据效力,同时也能通过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等方式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三、制定证券执法的大数据使用规范

在证券监管的执法领域,由于电子数据天然所具有的易篡改性,因而需要从数据收集和分析角度规范监管机关行政行为的合法合理性:首先,转变为执法依据所依赖的数据必须是完整和全面的,而用以处理数据的技术、模型或算法也应当是普遍认可的,这样的大数据分析结果才具有充分的证明力和科学性;其次,监管机构对涉案数据的取证、保管、移送等步骤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或相关规定的程序进行,形成全程留痕的证据链条;最后,在监管数据的收集、利用、公示等方面,还必须合理限定大数据监管和个人数据保护之间的边界,防止过度监管给个人信息带来的不当损害。

(作者许凯系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挂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副院长)